首先是中亚强权萨珊帝国的策略转换，让更多波斯商人得以从海上直抵珠江口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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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他们刚刚利用地缘优势，在印度洋东部的角逐中胜出，彻底驱逐了来自东罗马的希腊商人和来自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竞争者。

所以很快就在印度次大陆建立商业定居点，并将类似的模式一路向东传导至唐朝境内。

期间还夹杂着不少逃入波斯境内的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和犹太人。

因此，广州也出现了类似长安的大面积蕃坊，以便持不同信仰的胡商们都能愉快住下。

到了公元651年之后，萨珊波斯被突然崛起的阿拉伯帝国攻灭。

从而制造出更多浮海出逃的流亡者，分批选择定居在印度或东方其他港口。

稍后，新进的穆斯林商团也顺着相同道路而来，也顺理成章的在广州拥有自己的独立蕃坊。

尽管分外眼红双方经常在海上火拼搏杀，但都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没有到陆上定居点内制造恶性事端。

随着时间流逝与老派人士的凋零，彼此间的矛盾也就从血海深仇降格为比较纯粹的商业竞争关系。

当然，以上风波的最大受益方，还是坐享地主之谊的广州城。

胡商数量的日渐增多，无疑会让原本的边境港口收获到更多贸易份额。

甚至还开辟出本地的养蚕产业，大量出口到缺乏原材料的印度和西亚各地。

而且对方来自不同地域，拥有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彼此间又能被再分为更多小团体。

所以很难联合起来，形成不服管理的强大势力。

地方官也乐于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不加干涉，只需满足朝廷指标并中饱私囊，便能继续与之相安无事。

这种纵容，使得广州的胡商日益嚣张，特别是在含元殿政变之后，广州的胡商竟然还敢收留唐朝余孽，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皇帝坟头跳舞啊。

这要不狠狠地整顿一番，又怎么敢放心大胆地把广州当做南方经济中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