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此时的广州已经基本沦为异域。

安史之乱发生后，整个中原大地一片混乱，唐朝被迫抽调各地大军勤王，其中也包括驻扎南方的唐军。

阿拉伯、波斯商人见广州唐军实力减弱，贪恋财富的他们悍然发动袭击，劫掠了广州。

《资治通鉴》记载，“（758年）大食、波斯兵围州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逃，两国兵遂入城大掠仓库，焚烧房舍，然后乘船浮海而去。”

也就是说，一群被大唐帝国允许居住在广州的阿拉伯人曾短暂占领过广州，然后血洗，死伤者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里还生活着大量的人间毒瘤——犹太人。

事实上，广州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开启发迹之路。

特别是在秦军残部建立的南越国时代，已经有部分来自印度和希腊世界的商贾航行至此。

不仅为当地土特产奉上真金白银，还别有兴致的带来过西式立柱构造建筑，大为美化了原本平庸无奇的君王宫殿。

即便南越政权在稍后为汉武帝的远征军所攻灭，这条源自红海-波斯湾流域的水运贸易也不曾有过中断。

甚至在南北朝时代还有进一步拓展，成全了法显和尚的登船回乡之旅。

公元589年，新建立的隋朝在兼并北方各邦之后，又发兵攻打了江东的陈氏南朝。

先前还一直对建康方面保持松散效忠的岭南，在首领洗夫人的号召下改换门庭，成功为王师解决了据守江西的豫章太守。

至此，广州城也随整片区域一同北附，并安然度过了隋炀帝统治末期的天下大洪水乱局。

相比早年的隋朝杨氏，新建立的唐朝在某些方面相对管理宽松。

一方面是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都集中在北部各州郡，没有给东南各地附加太多的防务开支。

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外招商引资，频繁招抚各类胡商来几个重点区域发展经济。

在江淮流域以南的广袤区域内，因当时被开发的土地较为有限，所以更容易形成人口集中现象。

于是，广州便继续充当岭南一带的最大口岸，亦如扬州在长江流域的关键性地位。

此外，西方世界的几轮重大变迁，也时刻丰富着唐朝广州城的外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