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燕王的决定，陈韡和李直都感到有些忧虑。

陈韡权衡再三，还是劝谏道，“殿下，老臣以为，用严刑重典治乱，在短时间内，确实能起到良好的震慑作用，从而快速平定本次乱事，不过却也极可能埋下隐患，不利于长久啊。”

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价值和忠心，李直也跟着说道，“此番乱事，多有形势户参与支持，给予一定惩戒也是理所应当，但过犹不及，不管怎么说，乡间治理还是要靠这些人来维持，过于严酷难免会让他们对朝廷离心离德，渐行渐远，甚至越发背道而驰，那么广阔乡村就会陷入长久动荡与无序……”

等李直说了一大堆，陈韡又接着道，“老臣了解过殿下所创的田庄制，对底层治理上的确有很大的提升，但前提却是需要对土地集中经营，可福建千山万壑，田地分布支离破碎，根本没有集中经营之可能，这种情况下，还是只能依靠形势户来协助朝廷治理底层乡间。”

听了这些话，赵孟启深锁眉头，陷入深思。

这基层治理绝对不容忽视，否则上层建筑再精美，也只不过是沙碉，随时都会垮塌。

古代华夏的官僚体系通常都以州县为最低一级，所以县官成为‘亲民之官’，也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但是仅靠有限的几个县级官吏，怎么可能亲自管理好辖境内所有百姓呢？

因此必然要有一个更加基层的行政组织，来完成各种税赋徭役、治安等差事。

在宋代，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基层治理体系，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具体模式会有差别，大致可归纳为保甲和乡约。

总体来说，都是由一群不拿或者少拿官俸的乡里民众来担任各种职务，也就是职役制，以实行‘以民治民’政策。

虽然乡里行政组织的性质偏向于自治，但履行这些差事也是需要能力及相关资源的，而贫民显然是不具备这些的。

于是，这基层权力就由居乡官户形势户、士人、地主、财主、大宗族大家族等‘富民’所垄断。

以富民治理乡村基层，在对国家助益及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上，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两宋社会内部相对稳定。

但是其中的消极影响也很多，诸如转嫁赋役、巧取豪夺、欺凌贫弱、违法犯禁等等屡见不鲜，朝廷对地方的掌控越来越无力。

朝廷不是没有发现这点，但内忧外患不断，导致财政入不敷出，已经没有足够经济资源来加强基层治理，只能听之任之。看书喇

并且此时的士大夫，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精力和目光关注于治国平天下，而是将修身齐家放在了首位，开始越来越多地经营与自己利益密切的地方事务了。

他们大量的生活在乡间，把持基层政权成为‘土皇帝’，一旦朝廷为了国家利益而要损害他们的私人利益，他们就会阳奉阴违，阻挠反抗。

如果不是赵孟启折腾，他们还能和朝廷保持着相对平和的相处，拖着整个国家慢慢腐烂下去。

现在因为赵孟启的不识趣，非要割他们的肉，于是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方式来对抗。

赵孟启也不打算惯着他们，可目前来看，纯粹以武力手段只能治标，还是得设法收回基层治理权力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