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山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对胡萝头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果断地否定了胡萝头，继续在江湖中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

刘汉山想不起来还有那些老抬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到前红楼村去抬人。前红楼村兰封县东半县最大的村子，有近万口人。付家、刘家、靳家是大户人家，人口过千。一般的老抬队伍，走进前红楼村，里面有意设计的街道东拐西绕，外村人很难走出来。如果不长眼抬了四大家族的人，一声吆喝，几百口子就把你堵在大街上，砖头瓦块什么的，不知道从哪里就飞了出来，绊马索野兽夹让你寸步难行。前几年山东一队响马30多人进了前红楼，村里一夜鼓声锣声不断，火铳鞭炮不停，到了第二天早上，30多个响马全倒在大街上，至此，老抬和响马经过前红楼村，宁愿绕道二十里远也不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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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山一路小跑进了樊家。一家四口有坐有站，樊玲珑和樊盼弟泪水涟涟。樊一篓蹲在门前抽烟。樊付氏站在一边抹眼泪。

樊玲珑的妈妈樊付氏说，昨天晚上他们仨去盐场晒盐，家里就剩我和铜锣。天朦胧黑，突然来了三个人，说是找丢蛋鸡，看到只有我们娘俩，两个人拧着我的胳膊，把我关在屋里，搭上门帘，另一人抱起铜锣跑了。临走说，给七天期限，樊家拿一千大洋去黄河滩赎人。

“不用猜，肯定是胡萝头干的。附近几绺子老抬，只有胡萝头敢进前红楼抬人。”樊一篓道。

“叔，不一定是胡萝头。我听说老抬有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胡萝头经常到河东曹县、黄河北岸的长垣、延津一带抬人，很少在本地作案。”

刘汉山说，民国时期的中原各县，匪患猖獗。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两股数百人的老抬。平原上的老抬不同于山区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土匪，他们没有固定窝点，白天不敢啸聚，兵勇散落在村庄户舍，和平常人一样种地干活过日子。老抬头目住在村里相好或情人家里避身，实在无聊会像胡萝头那样，背个粪筐上街捡粪，装作勤劳奋勉的老农。或者骑马牵驴集会上嬉闹，码牌赌博喝花酒，扮作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一旦有事儿，通过眼线快速传递消息，夜晚在指定地点集结，聚起一支队伍，奔赴目标。

官有官路，匪有匪道，老抬有自己规矩。老抬在那里住居，绝不在本地做活儿，还常能仗义疏财，帮助当地民众干些事儿，这也是收买人心，为自身安全着想。兰封县的老抬，常到外地干杀人越货的勾当。河东响马，也经常到兰封县抢劫。如果老抬知道了是河东响马，也会及时报官，让县衙派保安团过来剿匪。有时他们主动出击，打跑河东响马。当然，他们去河东也常碰到响马的伏击，铩羽而归。

这些所谓的“假老抬”，其实并非真正的专业土匪，而更多是由各村游手好闲的村霸和二流子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缺乏土匪的规矩和纪律，行事鲁莽而野蛮，只图一时之利，不顾长远后果。

这些假冒老抬常常在夜里酒足饭饱之后，或是在赌场失利之际，头脑发热，三五成群地躲藏在村头路口，等待过往的行人。一旦有猎物出现，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拦路抢劫，手段残忍而狡猾。有时，他们还会因为个人恩怨，对某个村民心怀不满，于是趁着夜色闯入其家中，强行绑架勒索钱财。

这些二流子们往往利用村民们的胆小怕事，捞取一笔笔不义之财。而对于那些身怀绝技或勇敢无畏的高手能人，他们则往往束手无策，只能自认倒霉。近年来，不少路上发生的抢劫、杀人或被杀的案件，都是这些假冒老抬所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樊靳氏哭道：“我三十八岁才有这个独生儿子，全指他打翻摔盆，你一定给我救回来。”

刘汉山道：“叔婶，您放心，我想办法救弟弟。”

樊一篓叹道：“汉山，不是叔不相信你，这次不是咱樊家，而是老抬那边儿下了死手了。这些年老抬害的人还少吗？有几个被救回来的？”

刘汉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坚定地说：“叔，我知道这次的情况很严重，但是铜锣是我表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老抬害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要把他救出来。”

樊靳氏听到刘汉山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她紧紧地抓住刘汉山的手，哽咽道：“汉山，你是个好孩子，我们全家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