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远遇刺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涟漪迅速扩散到了整个欧洲。

让·巴蒂斯特被公开处决的那天，巴黎的广场上围了上千人。我没有去现场，但陈九去了，回来之后跟我说了当时的情形。广场上搭了一座木台，木头是新砍的，还散着松脂的气味。刽子手的刀落下去的时候，钢刃破风的声音尖锐而短促，像是一声被掐断的尖叫。人群里没有欢呼，也没有哭泣，只有一片沉默。那种沉默比任何声音都让人不安——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压得人喘不过气。

陈九说，他站在人群后面，看到前排有几个年轻人紧紧攥着拳头，指节发白，嘴唇抿成一条线。他们的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仇恨。那种仇恨像是一团被压在石头下面的火，表面看不到火焰，但热度灼人。

处决之后不到三天，法兰西各地就出现了秘密集会。

暗卫报告说，里昂、马赛、波尔多、图卢兹，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人在暗地里聚会。他们不再只是在酒馆里唱歌了，而是开始讨论——什么样的行动，暗卫还没查清楚，但那个词本身就够让人警惕了。暗卫在马赛的一个地下酒窖里截获了一份传单，上面用法兰西文写着：赵明远的血没有白流，让·巴蒂斯特的死不会被遗忘。传单的纸张粗糙，油墨的味道刺鼻，但印刷得很清晰——他们甚至有了自己的印刷作坊。

日耳曼那边更直接。铁十字在科隆组织了一次公开示威，三百多人举着自制的旗帜走上街头，高喊日耳曼人的日耳曼。旗帜是用粗布缝的，上面画着一个黑色的铁十字，颜料还没干透，在风中飘动的时候能看到颜料往下淌。驻军出动弹压，双方对峙了两个时辰，士兵们的铠甲在阳光下闪着冷光，刀枪林立。最后示威者散去了，但留下了满街的传单和标语。有个士兵捡起一张传单递给长官，长官看了一眼，脸色铁青，把传单攥成一团扔在了地上。

伊比利亚的教会势力也趁机发难。几个主教联名发表了一份声明，说赵明远的死是上帝对异教徒的惩罚，号召信徒们为信仰而战。声明在教堂里宣读的时候，据说有人当场跪下来祈祷，有人放声大哭，哭声在教堂的穹顶下回荡，和管风琴低沉的嗡鸣混在一起，像是一首悲怆的挽歌。教堂里弥漫着蜡烛和熏香的气味，浓郁得让人头晕。

陛下，事态在恶化。赵铁生的报告越来越频繁，几乎每天一份，各地的抵抗组织正在从秘密走向公开，从分散走向联合。如果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失控。

我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张欧洲地图，上面用红色墨水标注了所有已知的抵抗活动地点。红点密密麻麻的，像是地图上长了一片红疹。我的手指在地图上慢慢移动，从法兰西到日耳曼，从日耳曼到伊比利亚，指尖触到纸面的时候能感觉到墨水微微凸起的质感。每一个红点背后，都是一群不甘心被征服的人。

陛下，臣请旨镇压。

说这话的是新任法兰西总督孙继宗，赵明远死后由他接任。这人是军中出身，四十出头，方脸浓眉，说话像打仗一样干脆利落。他站在书房中央，腰板挺得笔直，靴子上还沾着泥——他是从前线赶回来的，一路没停。

怎么镇压？我问。

抓人。把那些组织的头目全部抓起来，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乱世用重典，不下狠手压不住。他的声音洪亮，在书房里嗡嗡回响，像是敲了一面铜锣。

我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铁腕镇压是最快的办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抓了头目，组织就散了；杀了几个，其他人就怕了。短期内确实能压住。

但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