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旬，暗卫送来一份密报，说南京的几个书院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讨论——有人认为传膳电报事件不是偶然，而是皇帝刻意安排的。

皇帝以传膳为名，实则测试电报系统的可靠性和保密性。传膳令故意发往南京，是为了检验南京方面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南京兵部连夜开会讨论红烧肘子，恰恰暴露了他们在面对新事物时的迟钝和无能——这正是皇帝想要看到的。

我看完这段分析，沉默了好一会儿。

这个推论……完全是错的。传膳电报就是一个意外，没有任何深意。但这个推论的逻辑链条却很完整，如果我不知道真相，我可能也会被说服。

这让我想起了前世读历史时的一个感悟——历史上很多深谋远虑的决策，其实都是事后诸葛亮。当事人可能只是随手做了一个决定，后人却能从中解读出十七八层含义。

传膳电报大概也会成为这样的历史事件。几百年后的史学家们会反复讨论这件事，有人说是技术普及的混乱期，有人说是皇帝的深谋远虑，有人说是太监制度的弊端，有人说是通信革命的序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每个解读都有道理，但没有一个是对的。

因为真相很简单——一个胖太监想偷懒，用电报传了一道菜单。

就这么简单。

但历史从来不喜欢简单的答案。

四月初，大明日报又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次是周子安自己写的评论。标题是《论电报之用》，文风一改之前的轻松诙谐，变得严肃而深刻。

文章的核心观点是：电报不仅仅是一种传话的工具，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运转方式。

昔者，京师之令达于金陵，快马加鞭亦需五日。今有电报，须臾可至。五日与须臾之间，非仅时间之差，乃天地之别也。政令之速达，军情之速报，商贾之速通，皆因此而变。变者，天下之大势也。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看完之后在上面批了两个字：甚善。

然后让永春把这篇文章转发给内阁和六部——不是以圣旨的形式，而是以推荐阅读的形式。我不想让大臣们觉得我在强迫他们接受电报，我要让他们自己意识到电报的价值。

效果比我预想的好。

四月中旬，兵部尚书主动上折，请求在全国各省会城市设立电报站，优先保障军事通信。户部尚书紧随其后，提出在主要商路沿线铺设电报线路，方便税收和商务信息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