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危机，陈玉成立即向洪秀全请求增援，希望调派李秀成部前来协助作战。十月间，李秀成响应号召，率军从苏北战场紧急赶往三河镇与陈玉成会合。两军联手后，经过周密部署，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三河镇一带设下埋伏，成功诱使李续宾部进入包围圈。随后，太平军发起猛烈攻击，最终全歼了这支由五千余人组成的湘军精锐部队，包括李续宾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均在这场战役中丧生。这场被称为“三河大捷”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湘军士气，还极大地稳定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局势。

取得三河战役的辉煌成果后，陈玉成与李秀成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乘胜追击，接连收复了舒城、桐城、潜山以及太湖等地，并解除了六合之围。在此过程中，他们摧毁了超过六十座清军营盘，迫使都兴阿不得不撤退。这些行动标志着太平天国军队再次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结束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李秀成与陈玉成之间出现了战略分歧。当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时，李秀成倾向于采取更加谨慎稳妥的方式，主张先稳固现有阵地再图发展；而陈玉成则认为应当抓住机会，趁势反攻湖北，尤其是要夺回武昌这一关键据点。由于意见不合，两人最终决定分兵行动：陈玉成带领部分人马继续西进，试图打开通往武汉的道路；李秀成则留在原地负责维护已占领区域的安全。

不幸的是，这种分裂使得太平军的整体战斗力受到了削弱。特别是李秀成的态度变得消极起来，未能给予陈玉成足够的支持。结果，在随后发生的二郎河战役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太平军遭遇了失败。这场失利不仅打断了他们之前的连胜势头，也让原本已经有所好转的军事形势再度恶化。从此以后，太平军与湘军在长江以北地区重新陷入僵持状态，双方开始了新一轮的拉锯战。

六、受封王爵

浦口和三河战役的胜利为太平天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但随之而来的内部叛乱却让李秀成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三河战役之前，李秀成曾经保举的滁州守将李昭寿率部投降清军，这一事件已经给太平天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紧接着，在1859年初，另一位由李秀成推荐的江浦守将薛之元也背叛了太平天国。江浦作为天京北大门的战略要地，其失陷直接威胁到了首都的安全。得知消息后，李秀成迅速从黄山返回，并立即组织部队试图夺回江浦和浦口，但未能成功。他只好驻扎在浦口，尽力守住通往天京的重要门户。

为了缓解局势，李秀成向陈玉成求助。陈玉成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先是在六合地区消灭了三千多名清军，随后又攻克了浦口，击毙了清军提督周天培，从而恢复了天京与浦口之间的联系。然而，正当陈玉成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安庆告急的消息传来，迫使他不得不紧急赶往救援。利用这个机会，清军再次包围了浦口，使得李秀成陷入了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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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天京内部，洪秀全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事调整：任命从香港归来的族弟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这一决定引发了部分将领的不满，尤其是当洪秀全紧接着封陈玉成为英王、蒙德恩为赞王，而同样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秀成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封赏时，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对于李秀成而言，这样的待遇无疑是对他的巨大打击，让他感到既失望又困惑。

就在这个时候，清军通过再次叛变的李昭寿向李秀成发出了劝降信。这封信最终被天京戍卫部队截获，并送到了洪秀全面前。得知此事后，洪秀全极为震惊，担心李秀成可能会效仿之前的叛将，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以防止可能出现的变故，包括扣押李秀成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并下令封锁江面，禁止李秀成进入天京。

尽管身处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李秀成仍然坚守阵地，继续与清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不仅没有屈服于敌人的诱惑，反而表现出了极高的忠诚度和勇敢精神。这些举动最终打动了洪秀全，消除了他对李秀成的疑虑。八月间，洪秀全亲自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大字赠予李秀成，并正式晋封其为忠王，以此表彰他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定立场。

不过，面对这份迟来的荣誉，李秀成并没有立刻接受。相反，他上书请求先加封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立下汗马功劳的捻军将领，如韩碧峰、韩肃峰、孙葵心、刘天祥等人。他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这些同僚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希望他们也能得到应有的认可。洪秀全对李秀成的谦逊态度表示赞赏，并批准了他的请求。随后，在得到了韩碧峰等人的联合敦促之后，李秀成才勉强接受了忠王的封号。

七、二破江南大营

1860年，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天京（今南京）已经被清军围困多时，城内粮食储备严重不足，而浦口的局势也变得岌岌可危。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李秀成深知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打破僵局。他向洪秀全强烈请求出京作战，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战略构想——“围魏救赵”，即通过攻击清朝的重要经济中心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从而减轻对天京的压力。

得到批准后，李秀成立即返回浦口安排好防务，然后迅速赶往芜湖，召集了皖南各路太平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在会上，他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清军主力集中在金陵（南京），而其后勤补给主要依赖于苏杭一带。因此，如果能够成功攻占杭州，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到清军的物资供应线，还可能迫使他们不得不从金陵抽调兵力前往救援，进而为天京解围创造机会。

按照这一计划，正月间，李秀成率领七千精兵从南陵出发，经宣城一路向杭州挺进。途中，他连续攻克了广德、安吉、长兴等重要据点，与此同时，他的堂弟李世贤也在湖州附近发动攻势，以此吸引清军注意力。当李秀成率六千精锐突然出现在杭州城下时，当地的官绅完全没有准备，很快便放弃了抵抗，杭州落入太平军之手。

得知杭州失陷的消息后，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果然如李秀成所料，急忙命令总兵张玉良和浙江提督郑魁士分别从金陵和宜兴两地发兵援救杭州。据统计，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江南大营共调动了一万三千多名精锐部队，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其守卫金陵的能力。

见清军中计，李秀成并没有急于占领杭州，而是巧妙地利用疑兵之计，在城头插满旗帜制造假象，使张玉良误以为杭州仍有大量守军驻扎。随后，李秀成带领主力部队悄然撤出，取道余杭、临安直奔苏皖交界的建平。在这里，他又召开了另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李世贤、杨辅清、陈坤书、黄文金等多位高级将领。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由李秀成亲自指挥从溧阳、句容方向进攻淳化镇及紫金山一带；同时，陈玉成将从全椒南下，目标是江陵镇附近的板桥和善桥。此外，其他各路人马也将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配合主攻部队行动。

三月份，随着预定时间的到来，各路太平军开始对江南大营发起猛烈攻击。天京城内的守军也趁机出击，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太平军共摧毁了五十多座清军营垒，数万名清军士兵被迫溃散。和春等清军高层官员甚至来不及穿戴整齐就仓皇逃往镇江。至此，第二次破江南大营的战役取得了圆满成功，天京之围也随之解除。这场被称为“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充分展示了李秀成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指挥才能。

八、克复苏浙

1860年四月，在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在天京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秀成积极支持了洪仁玕提出的东征苏杭的战略计划，旨在先夺取富庶的江南地区，然后再西进攻击武汉。这一战略不仅能够为太平天国带来急需的经济资源，还能进一步扩大其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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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东征主将的李秀成随即率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他首先攻克了丹阳、常州和无锡等重要城市，最终成功占领了苏州。清军在苏州失陷后被迫向杭州方向溃退，而李秀成则紧随其后，一路追击并收复了浙江嘉兴。这些胜利极大地扩展了太平天国在东南地区的影响力，并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占领苏州后，李秀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当地百姓。他亲自下乡劝说民众，并通过出示招抚政策等方式迅速稳定了局势。随后，他在苏南建立了苏福省，将其打造成了太平天国的一个新的重要基地。在此过程中，李秀成还注意到了当地农民所面临的沉重赋税问题。他将民众的困境如实上报给洪秀全，后者随即下令减轻田赋负担。此外，李秀成还在苏南推行“着佃征粮”政策，允许农民领取“田凭”，从而将租种的土地视为自己的产业。这项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得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着恢复和发展。

除了农业方面的改革，李秀成还积极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鼓励经商活动，并提供资金支持给那些缺乏启动资金的人们。这种做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也吸引了大量流民前来定居。据记载，当时的苏州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市场上货物充足，人口密集，甚至比战乱前还要繁华。

然而，正当太平军在苏常战场取得一系列胜利之时，湘军却加紧了对安庆的围攻。为了应对这一危机，洪秀全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目标是会攻武汉以解救安庆。根据计划，陈玉成将从长江北岸进入湖北，攻打武昌北部；而李秀成则负责沿长江南岸经江西入湖北，进攻武昌西南部。两路人马原定于1861年4月在武汉会师。但实际上，由于英国的干涉以及南路军未能按时到达，陈玉成不得不提前撤回安庆。与此同时，尽管李秀成在6月份成功攻下了武昌，但由于得知陈玉成部队遭遇失利的消息，他也选择了撤军，放弃了原本的作战计划。

李秀成对西征的消极态度引起了其他将领们的不满和指责。许多人认为，正是由于他的撤退导致了武汉会师计划的失败，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战役的结果。特别是当安庆最终失陷时，许多人都将责任归咎于李秀成的行为。9月份，李秀成重新调整部署，回师江西并进入浙江，最终在年底攻克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