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朝中争论

靳辅治河引起的空前大争论发生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那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堵塞后不久又在萧家渡发生决口，这场争论就此拉开序幕。当时有一位名叫崔维雅的人，曾在河南、浙江等地担任府州县官多年，参与治河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他撰写了《河防刍议》和《两河治略》，对靳辅的治河方法持有否定态度。恰逢这一年五月，康熙帝派遣户部尚书伊桑阿等人勘察河工情况。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的身份上奏了自己的着作，要求废除靳辅建设减水坝的方法，主张顺应水流的自然特性，采取疏导与筑堤并举的策略。康熙帝命令崔维雅随同伊桑阿等人一同前往现场与靳辅进行商议。

一行人遍察各项工程后到达徐州，让崔维雅和靳辅进行面对面的讨论。靳辅认为：“河道全局已成十之八九，虽然萧家渡出现了决口，但海口宽阔，下流已经疏通，关键的隐患已被消除，不应改变现有的计划，破坏已经取得的成功，否则会带来后患无穷。”这一争论在地方上无法得到解决，伊桑阿等人返回京城。到了十月，在一次廷议会议上，工部尚书萨木哈等人提议要求靳辅赔偿萧家渡决口的修复费用。康熙帝认为，一方面修河需要大量钱粮，靳辅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即使他赔偿，一旦延误漕运，后果依然严重，因此并未采纳这个意见。与会人员一致建议应该听听靳辅本人的意见，请他进京商议，康熙帝同意了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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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廷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开会，在靳辅本人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了他的治河事宜。会上，康熙帝命令靳辅口头说明自己的意见。靳辅表示：“臣受河工重任，不敢不尽心竭力，以期有朝一日大功告成。萧家渡的工程将在来年正月一定完工。其余河堤，估计需要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逐处修筑，可以完成。”康熙帝追问：“你以前所筑的决口，杨家庄报完后又有徐家沟；徐家沟报完后又有萧家渡。河道冲决，你总是无法预料。现在萧家渡筑好后，其他地方你能保证不再决口吗？河工事关重大，关系到民生和运道，应当通盘考虑，确保效果，不可固守一己之见。”

靳辅主动转移话题，指出人为因素有时比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大，指出河堤的建设必须根据地势的高低来决定高度，有的地方需要十五丈，有的地方只需要七八丈，不能一概而论。康熙帝当场表示“崔维雅所奏无可行者”。五年后崔维雅去世，议给恤典时，康熙帝仍然认为他是“不端之人”，并说如果当时将治河重任交给他，“不但工不得成，必至事体败坏”。

这次大争论最终以崔维雅的方案被否决而告终。靳辅被宽大处理，免除了赔偿责任，继续按照原计划督修。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他上疏报告萧家渡工程合龙，黄河回归故道。同时，他提出大水直下，导致清口附近的七里沟等四十多处出现险情，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都需要修筑。他还另外上疏请求让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内的河堤，以防上流壅塞。康熙帝看到靳辅治河的情况，“成与不成在此一举”，因此凡是靳辅请求的钱粮都迅速拨付。

到了七月，当康熙再次向户部尚书伊桑阿、学士胡简敬等人询问河道情况时，他们都报告说黄河已经回归故道，船只往来无阻。康熙帝高兴地说：“先前见到靳辅时觉得他似乎有些轻躁，担心他难以成功。现在听说河流已经回归故道，实在是令人欣慰。”到了十二月，靳辅官复原职。

五、再获成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以前，靳辅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淮河回归故道的问题。到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三十一岁的康熙帝进行南巡。十七日，康熙帝到达山东郯城县红花铺，靳辅陪同康熙帝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巡视，详细查看黄河、淮河和运河的水势、灾情以及治河工程的进展。

二十一日，康熙帝特别向靳辅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对治河的看法。靳辅听后立即表示了自己的观点：“黄河为患最大，为功最艰，目前急务，不得不治其大而略其小，故借减水诸坝，使决口水分势弱，人力易施。待黄河尽复故道之后，臣当更议筑塞减水诸坝。”这意味着靳辅将治河的重点放在解决黄河的大水患上，通过减水坝分散水流的力量，以便于施工。他承诺在黄河完全回归故道后，会进一步讨论关闭减水坝的问题。

康熙帝这次南巡还注意到治河民工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指示靳辅不能让贪官污吏克扣民工的食物供应，对他们应加以关怀和照顾。十一月十四日，在返回的路上，康熙帝将自己的诗作《阅河堤诗》亲笔书写赠予靳辅。诗中写道：“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着勤劳意，安澜早奏功。”这首诗表达了康熙帝对治河的重视，以及他看到沿河人民生活贫困后，认识到只有治理好黄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的决心。他鼓励靳辅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向着大功告成的目标前进。靳辅得到皇帝赠诗后，深受感动，决心更加努力工作。

根据康熙帝关于解决减水坝可能导致淹没民田问题的指示，靳辅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凿了一条新河，称为中河。随后，又在清河西仲家庄建造了一座闸门，引导栏马河减水坝泄出的水流进入中河。这条新河连接张庄口和骆马湖的清水，下游则经过桃源、清河、山阳、安东等地，最终流入平旺河到达大海。漕船起初从清口出发，在河中航行，到达张庄运口。中河建成后，漕船可以直接从清口截流，穿过北岸，通过仲家庄闸，避免了走黄河一百八十里的危险路程。这项工程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并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完工。

六、争论迭起

此时，靳辅仍然主张修建更多的减水闸，而康熙帝则认为减水闸虽然有利于河工，但对百姓并无益处，他命令靳辅对此进行详加考虑。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季，靳辅考虑到河南位于上游，如有不慎，可能会导致下游的江苏地区发生淤淀，于是他开始筑建考城、仪封堤，以及封丘荆隆口的大月堤和荥泽埽工等。此外，还在睢宁南岸的龙虎山开凿了四个减水闸。不久之后，一场新的治河之争拉开了序幕。这场争论的起因与康熙帝有关。他注意到高邮、宝应等州县的湖水泛滥，导致大量民田被淹，因此提出要把这些地方减水坝泄出的水引到海里。这实际上是由于靳辅在治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得包括康熙帝在内的某些人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康熙帝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负责此事，但仍需接受靳辅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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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与靳辅产生了分歧。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排泄积水，而靳辅则认为下河海口高出内地五尺，如果疏浚海口会引来潮水内浸，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危害。他建议从高邮东车逻镇开始筑堤，经过兴化的白驹场，将所泄的水引导入海。堤内涸出的土地，丈量后归还给人民，剩余的土地则招募民众进行屯垦，收取佃价作为河工的费用。这一建议传到康熙帝那里后，康熙帝担心收取佃价会给人民增加负担，因此并未立即批准。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月，靳辅接连上奏三份奏疏，分别是挑浚高、宝等七州县的下河使其入海，帮筑高家堰的堤岸，以及修理黄河两岸的堤防。靳辅在这几份奏疏中所持的观点与康熙帝和其他人有所不同。鉴于此事关系重大，加之正值寒冬季节，河工相对空闲，康熙帝决定召见靳辅和于成龙，让他们迅速进京，与九卿共同详细讨论此事。这次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首次讨论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续进行了三天。第一天，内阁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汇报了河工事宜，重点介绍了靳辅主张开凿大河，修建长堤，堤高一丈五尺，束水宽度一丈，以抵御海潮。于成龙则提出开浚原有的河道。两人意见相左，各执己见。这个问题提交到与会的九卿讨论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于成龙虽然是一名着名的清官，但在河工方面缺乏经验，而靳辅长期负责河务，已有一定的成效，因此倾向于采纳靳辅的意见。然而，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人支持于成龙，认为他的意见更有道理。经过反复争论，清廷最终决定开浚下海，并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负责此事。

这场争论对靳辅极为不利，不仅否定了他的意见，而且还使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产生了动摇，这也引发了更多的人对靳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例如，在关于开海口的争论尚未结束之时，工部就提出靳辅治河九年未获成功，浪费了大量的钱粮，应该交由部里严厉处理。康熙帝表示：“河工重大，因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另差人修理，恐反致贻误。且俟一、二年后，看其如何？”由于得到皇帝的谅解，靳辅免遭革职处分，仍然保留原职。然而，康熙帝已经开始认为靳辅言辞浮夸，所说的不能完全兑现，于是开始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年底，关于堵塞减水坝的争论再次掀起。尽管靳辅试图通过提出一些较小的问题来表明自己无意与孙在丰对立，但清廷仍然决定暂时堵塞高邮州、高家堰等处的闸门，并计划在次年堵塞黄河以南的各个堤坝。这使得靳辅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