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张献忠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在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古称柳树涧堡）。[1] 尽管出身贫寒，张献忠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小时候曾接受过一定的教育，这在当时的边远地区是较为罕见的。据传，他不仅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还具有较强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
青年时期的张献忠曾有过一段短暂的从军经历。起初，他在延安府担任捕快，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张献忠被革除了职务。失去稳定工作的张献忠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他选择加入延绥镇的军队，成为了一名士兵。
在军旅生涯中，张献忠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他因为触犯军纪而面临严厉的惩罚——死刑。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折。当时的主要将领陈洪范对张献忠的外貌感到好奇，认为他相貌不凡，或许将来能有所作为。因此，陈洪范向总兵王威求情，希望可以饶他一命。最终，张献忠被免于死刑，但受到了一百军棍的严惩，并被除名。
二、反明起义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包括干旱和虫害，导致粮食歉收，民生困苦。在这种极端环境下，许多农民无法维持基本生存，被迫走向反抗的道路。陕北地区首先爆发了农民起义，迅速蔓延开来，形成了燎原之势。最初，起义由府谷的王嘉胤和王自用领导，他们在黄龙山建立了根据地。随后，各地响应者纷纷加入，包括宜川的王左挂、安塞的高迎祥、洛川的张存孟等人。其中，李自成也在米脂起义后加入了高迎祥的队伍。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了十八寨农民组成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人的起义。他自号“八大王”，因其“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起初，张献忠的队伍隶属于王嘉胤和王自用的联盟之下，但由于张献忠的智慧和勇气，他的队伍很快便自成一体，成为当时三十六营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张献忠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使得他的部队不断壮大，从最初的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
张献忠带领着这支日益壮大的队伍，开始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辗转作战。他的战术灵活多变，擅长利用远程奔袭、声东击西和里应外合等手法，给明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与明军的对抗中，张献忠多次取得胜利，他的部队也逐渐成为起义军中的核心力量。他不仅在战场上表现出色，而且在战略规划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献忠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成为反明势力中最为关键的领导人之一。
三、中原混战
崇祯六年（1633年）冬，农民军大部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成为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到了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率部入川，攻陷夔州（今重庆奉节），进而围攻太平。此时，重庆女总兵秦良玉率领她的“白杆兵”赶到，秦良玉的威名让张献忠感到畏惧，他仓皇撤退，秦良玉率军追击并与儿子马祥麟的部队前后夹击，迫使张献忠退往湖广地区。
崇祯八年（1635年），各路农民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冲出包围圈，十三家农民军首领在河南荥阳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决定分兵出击，以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带领下，向东挺进。张献忠的部队作为主力，作战勇猛，连破固始和霍丘等州县，直指明朝的中都凤阳。
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张献忠的部队包围了凤阳城。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两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俘获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死刑。张献忠将胜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还命令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并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接着掘了皇帝的祖坟，并将凤阳的富户杀得一干二净。
崇祯帝得知凤阳失守的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放声大哭，并下令朝廷官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以示哀悼。崇祯帝撤换了兵部尚书的职务，砍掉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颅，并将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判处死罪。尽管采取了严厉措施，官军仍然无法抵挡张献忠部队的进攻。
攻下凤阳后，张献忠挥师南下，接连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安庆、和州、滁州，一路沿长江打到了江苏的仪征。随后他又回师向西，经英山、霍山，与马守应部会师于湖北麻城。接着，张献忠的部队从湖北进入河南，再进入陕西，由商洛打回关中。张献忠转战千里，忽东忽西，选择官军的薄弱环节，打破了官军在中原围歼农民军的战略计划。张献忠回到关中后，与高迎祥在凤翔会合。在陕西，张献忠的部队与明朝兵部尚书洪承畴统率的官军进行了几次激烈的战斗，洪承畴手下的大将艾万年、曹文诏等人都被农民军斩杀，官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农民军随即转而直插河南，继续展开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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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暂受招抚
崇祯九年（1636年）初，农民军已经发展壮大到几十万人，在河南会合时，常连营百里，而张献忠的部队就有十万人以上。同年九月，闯王高迎祥在战斗中遇伏被俘，并被凌迟处死。李自成等大部转战于潼关以西地区，而张献忠的部队则成为潼关以东地区官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张献忠的部队在鄂、豫、皖等地辗转作战，多次打败官军。尤其是在攻进河南时，一举占领了许州，并杀了左良玉的哥哥。次年三月，在安庆家店的战斗中，张献忠的部队又击毙了明将潘可大等人。
然而，由于流民军各部缺乏统一部署和协同行动，每部各自为战，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春，各路农民军均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遭到几次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归顺朝廷，这些情况都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的军队击败，本人也受伤，幸亏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随后带着部队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不接受官衔，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他将四万人的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周，分为四个营地，每个营地设一名大将率领。在休整期间，张献忠积极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此外，他还经常请人给他讲解《孙子兵法》，并结合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再次崛起。
五、再举义旗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迅速打垮了守备谷城的官军，杀了县令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了城垣，劫库纵囚。明朝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被迫投降。张献忠离开谷城时，将官府上下大小官员向他索贿的名单、数额和时间详细地写在城内外的墙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败。
张献忠再起时，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熊文灿得知农民军再起的消息后，立即调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剿。张献忠将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布置了陷阱，并派出一支队伍佯装败退，引诱官军入山，伏兵围攻，官军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活捉，左良玉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甚至遗失了军符印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