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徐阶辗转多地，历任湖广黄州府同知、江西按察司副使、浙江按察司佥事等职，每到一处皆有政绩，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在浙江提督学政期间，徐阶与内阁首辅夏言的交锋，虽使他一度陷入被动，但也再次显示了他不畏权贵、坚持原则的个性。

嘉靖十八年（1539年）后，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徐阶逐渐得到重用，相继担任司经局洗马、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职，最终进入吏部，担任右侍郎、左侍郎。在吏部任职期间，徐阶不仅勤勉工作，更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其在吏部大堂所书的戒语，不仅是对自我的严格要求，也体现了他对官场腐败的深刻忧虑和对清廉为官的不懈追求。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后，随着与严嵩的复杂关系发展，徐阶的政治智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面对蒙古俺答入侵的庚戌之变，徐阶临危不乱，提出合理的应对策略，不仅稳固了国防，也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尽管在此过程中，他因反对皇帝的某些决定而遭受打压，甚至因为儿子的代笔事件面临危机，但徐阶凭借对时局的精准判断和对严嵩的巧妙周旋，不仅化险为夷，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四、入阁辅政

徐阶入阁辅政，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一个全新阶段，也是他与权臣严嵩长达数年的微妙博弈的开始。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月，徐阶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被正式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进入了权力核心。这一任命，不仅代表了皇帝对徐阶能力的认可，也为他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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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大明王朝，外有倭寇侵扰，内有严嵩专权，政局动荡不安。徐阶的入阁，为朝廷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同年八月，大将军仇鸾病逝，徐阶迅速行动，密书揭露仇鸾通虏误国的真相。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徐阶的政治敏锐度，也间接帮助严嵩重新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仇鸾曾是严嵩的政敌。徐阶通过这一策略，巧妙地缓和了与严嵩的关系，为后续的斗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面对严嵩的专权，朝中不乏正直之士挺身而出，如刑部员外郎杨继盛的弹劾，列举了严嵩“五奸十罪”，尽管其中也批评了徐阶作为次辅未能有效制约严嵩，徐阶却并未因此报复，反而暗中援救了许多因弹劾严嵩而遭难的官员，如沈束、王宗茂、赵锦等人，这不仅体现了徐阶的政治智慧，也赢得了人心。

杨继盛的弹劾虽然最终未能撼动严嵩的地位，却加深了严嵩对徐阶的猜疑。徐阶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他知道直接对抗严嵩不仅风险极大，也可能损害国家大局。因此，他一方面继续以恭谨的姿态撰写青词以取悦皇帝，另一方面则在幕后保护那些因正义而受到迫害的官员，尽量减少政治斗争的负面影响。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徐阶因万寿节推恩而晋升为太子太傅，并进为武英殿大学士，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政绩的肯定，也意味着他在朝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面对江南严重的倭患，徐阶凭借对军事的了解和对家乡情况的关切，频繁为皇帝提供应对策略，进一步凸显了他的重要性。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吴时来、张翀、董传策三位官员因弹劾严嵩而被充军，这三人与徐阶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嵩因此怀疑徐阶是背后的策划者。面对严嵩的猜疑和潜在的威胁，徐阶采取了更为低调的策略，称病在家，减少公开活动，以此来避其锋芒，同时也继续通过撰写高质量的青词来维持皇帝的信赖。徐阶还巧妙地通过提议为年迈的严嵩加优礼，既显示了他宽广的政治胸襟，也进一步分化了严嵩与皇帝的关系。

五、位居首揆

嘉靖四十年至隆庆元年，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他由一位隐忍的次辅逐渐成为独揽朝纲的首辅，并在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深远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