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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四月，大学士杨一清等人鉴于顾鼎臣病愈，提议他继续担任经筵日讲官，这不仅是对顾鼎臣健康状况的肯定，也是对他学术水平和讲授能力的高度评价。顾鼎臣不负众望，在一次经筵日讲中，以范浚的《心箴》为题，深入浅出，讲解精辟，深得明世宗之心。皇帝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亲自为《心箴》做注释，这种殊荣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也进一步加深了顾鼎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使他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

然而，复出后的顾鼎臣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五月，南京科道官员的弹劾犹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指责他不称职，试图动摇其地位。明世宗对这些指控均未予采纳，体现了对顾鼎臣的坚定支持。十月，大学士杨一清的举荐，更是为顾鼎臣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被擢升为翰林院学士，这一职位不仅象征着学术与政治地位的双重提升，也预示着顾鼎臣将在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世宗信任

嘉靖年间，顾鼎臣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稳固，成为明世宗高度信任和倚重的重臣。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学术文化领域得到皇帝的赏识，还在政治风波中屡获保全，体现了其在朝中深厚的政治根基和皇帝的特别恩宠。

顾鼎臣与同僚请求内府书籍，不仅获得《四书书传大全》，还因特殊恩赐额外获得《文献通考》，显示出明世宗对方学术造诣的认可。在敬一亭的建成仪式上，顾鼎臣也得到了物质与荣誉的双重奖赏，进一步加深了他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即便面对给事中刘世扬、李仁及南京官员的弹劾，顾鼎臣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在关键时刻因皇帝的庇护而免受责罚，这种待遇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反映了他在皇帝心中的特殊地位。

在学术贡献上，顾鼎臣参与重订《大明会典》的监修工作，显示出他在整理国家文献、维护礼法制度方面的贡献。即便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他请求赐予诰命，也得到了明世宗的特例允许，这不仅是对其个人的恩宠，也是对其贡献的肯定。在日常政务中，顾鼎臣被委以重任，如管理詹事府事务、提议民众轮流守护敬一碑亭等，体现了其在国家管理上的影响力。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顾鼎臣在嘉靖十年因日讲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但明世宗并未施以惩罚，反而在同年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继续保持其在翰林院和经筵的重要角色，甚至因顾鼎臣对斋醮仪式的贡献，特许其孙顾谦亨为国子生，这种恩泽及于子孙的赏赐，无疑是对其个人忠诚与贡献的高度认可。顾鼎臣因撰写《步虚词》和提出斋醮仪式的建议而受到皇帝的赞赏，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的文学才能，也开启了朝中官员通过撰写“青词”以获取皇帝赏识的风气。

六、掌管吏部

嘉靖十一年至十七年，顾鼎臣在朝中的地位持续攀升，从翰林院学士到掌管吏部左侍郎，再到礼部尚书，他成为了明世宗时期重要的朝臣之一，其政治生涯在此阶段达到了高峰。

顾鼎臣在被提拔为吏部左侍郎的同时，仍兼翰林院学士，显示出他在学术与政务上的双重才能，以及皇帝对其的深厚信任。期间，他不仅参与了多项重要祭祀活动，如太庙祫祭、祭祀历代帝王庙、文渊阁祭孔等，还被委以重修《恭睿献皇帝宝训实录》的重任，这些活动不仅彰显了他在礼仪制度上的权威，也增进了他与皇帝的亲近感。

顾鼎臣在处理政务上展现出圆融与稳健的风格。例如，面对大同军队变乱，他反对张孚敬的武力镇压提议，提出更为温和的解决策略，得到了明世宗的认可，体现了其在复杂局势中的冷静判断与策略性思维。同时，顾鼎臣还关注文化传承，成功倡议提升曾子后裔的地位，使其与孔、颜、孟三姓子孙享有同等的五经博士荣誉，这一举措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

尽管身居高位，顾鼎臣也不忘民生疾苦。在嘉靖十六年，京城遭遇连绵雨水，多地受灾，他及时请求皇帝赈济灾民，预防盗贼滋生，展现了他作为高级官员对民间疾苦的关切和治理国家的务实态度。此外，顾鼎臣在这一时期多次因病请求辞去职务，但明世宗均未同意，反而在顾鼎臣生病时派遣太监探望并赐药，体现了皇帝对方的深切关怀与依赖。

在教育方面，顾鼎臣担任会试考官，参与殿试读卷，继续在选拔国家栋梁之才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也巩固了他在文教领域的影响力。他的一系列职务与活动，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学识与能力，也折射出明世宗时期政治与文化的多重面向，尤其是在强化皇权、促进文化传承、稳定朝政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