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声音认为，临江在强调‘安全自主’、‘产业链可控’的过程中，对部分外资参与的技术合作、研发活动，设置了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严格——甚至略显‘苛刻’的审查门槛。”

“存在‘过度防御’的倾向。”

“可能向国际社会传递‘收缩开放’的错误信号，不利于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这话说得重了些，但反映这种担忧的，不全是外资企业，也有一些国内的专家学者和行业协会。”

庄卫东眼神凝了凝。

这顶帽子扣得不小，直接从“营商环境”上升到“对外开放形象”。

能把这些话递到赵新民这个级别的领导耳中，背后推动的力量和意图，都需要仔细掂量。

他没有急于反驳，而是沉稳问道：“那第二种看法呢？”

“第二种，是从发展路径角度。”

赵新民继续道：

“有人认为，临江过于追求‘全链条’、‘全生态’的自主可控，试图在一个园区内解决所有‘卡脖子’问题。”

“这种模式是否成本过高、效率偏低？”

“现代产业，特别是生物医药这种高度全球分工的领域，强调的是比较优势下的协同创新。”

“过度强调‘自主’，会不会导致重复研发、资源分散，反而延缓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抢占技术制高点的速度？”

“毕竟，有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可能比从头自主研发来得更快。”

两个问题。

一个指向“政治正确”的开放，一个指向“经济效益”的效率。

都精准地打在了当前关于科技自立自强路径争论的关键点上。

而且由赵新民这样的发改委实权副主任亲口转述，其分量和代表的关切层级，远非司局级官员可比。

庄卫东沉默了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