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集饥民以及流民为兵，是大定的祖宗家法，且不论这些人的战斗力是否过关，倘若年年有灾难，岁岁有饥民，岂不是要年年招兵，军队数量又怎会不增长？再加上流年国家财政困难，大量的人涌入军队势必导致军队的战斗力被稀释，而随着带来的就是军队素质低下，军队老龄化，数量极易膨胀。并且对于军人，给兵士脸上、手背刺字，只有罪犯、官府的工匠、奴牌才刺字，当兵刺字自然是一种耻辱，这就把士兵排斥在市民阶层以外。

大定前期，兵员二十从军，年老裁汰，但是到了后来，为何犹犹豫豫不敢处置，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稳定，防止裁军带来兵乱，宁愿耗费钱财，也不愿纵民为寇。另一方面，大定推行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导致武事不振，为了防备北方强敌，大定想当然的以为维持军队数量，便可以增加守备力量，而这无疑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冗兵的背后，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老弱王朝。

太祖尝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德宗亦有云：“前世为乱者，皆无赖不逞之人。艺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以为兵，连营以居之，什伍相制，节以军法，厚禄其长，使自爱重，付以生杀，寓威于阶级之间，使不得动。无赖不逞之人既聚而为兵，有以制之，无敢为非，因取其力以卫养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业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者。”

但历史已经证明，“以军队吸纳无业游民与地痞流氓”这项基本国策显然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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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无恒产者无恒心，指望游民在军营中好好训练，在战场上令行禁止乃至奋不顾身，古往今来，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禁军存在的这些问题，地方厢兵全都有。厢兵的本质，是禁军挑拣剩下者，和自禁军中退下来养老者，战斗力自然是更逊一筹。仁宗时代，朝廷财政吃紧，于是下令让地方官府从厢兵中调人去做“役人”，这个口子一开，厢兵就更加不成样子了。他们被地方官府或调去做买卖，或调去砍树烧炭，或调去从事刺绣，或调去吹奏乐器，以至于同时代的苏舜钦上奏说，这些厢兵终日嬉游市间，以刺绣绘画为业，实在是与军队二字完全挂靠不上。

地方厢军变成了这幅模样，于是就有了“淮南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京东诸郡，官军莫敢撄其锋”。

厢军兵源素质本就低下，后来又大量引入这些来源复杂的灾民，这让这支理论上是正规军队的武装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世人对其也非常轻视，州县中一个区区小吏也可以驱使调度厢军士兵从事一些修桥补路之类杂活，而地方官更是将厢军视为仆役，随意安排他们为自己私人服各种劳役。厢军的待遇固然不如禁军，但每年仍然会消耗大量朝廷财赋，而发挥的军事作用几乎没有，相当于朝廷付费为地方州县消除隐患，这一体系更多的是体现了社会慈善性的作用。

指望这样的军士去打胜仗，岂非是痴人说梦？

这也正是为何张迪横行山西、河东而各地厢军一碰即溃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