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指的是有关做官的箴言，官戒是对官员提出的警示或诫勉。官箴和官戒是一种专门的文体，这是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体门类，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官箴文化。

官箴和官戒的具体形式不仅有箴言、戒言一类的文章和着作，还有诰命、誓言、训、铭、诫、规、谕等，甚至还有相关的碑铭、堂联等。最早的官箴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相传黄帝曾经给自己立过箴言，称“悔己”，内容是告诫自己不要残害老百姓、倒行逆施。周武王时期出现了《虞箴》，内容是：“茫茫禹迹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人是当时掌管田猎的官员，《虞箴》是虞人为劝戒田猎而作的箴谏之辞。

早期的官箴，有许多带有自勉和“谏君”的含义。春秋战国以后，官箴的内容逐渐集中于对官吏的诫勉和规范，如出现在战国时期秦国的《为吏之道》，就是用儒、道等思想对官吏提出要求和准则，比如乘马车不能太匆忙，而要“与民有期，安驺而步，毋使民惧”，意思是路上遇到百姓，要让开道的驺骑慢慢在前边走，不要惊吓到百姓。再如“将发令，索其政，毋发可异使烦请”，意思是下达命令时务必要准确，不能让下属反复来请示。

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继续保持了官箴文化不断发展的势头。这一时期着名的官箴有潘勖的《符节箴》、王济的《国子箴》、温峤的《侍臣箴》、潘尼的《乘舆箴》、王褒的《皇太子箴》以及梁武帝萧衍的《凡百箴》等。

大定重要的官箴类着作有陈襄的《州县提纲》、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朱熹的《朱文正公政训》等。

大定的官箴有两个方面的新发展：一是官箴的篇幅不断扩大，单独成书的官箴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大部头着作”；二是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官员加入到官箴创作中，把他们的为官实践、经验记录下来供其他官员借鉴参考。此时的官箴着作大抵可分为“行为类”和“技巧类”两种，所谓“技巧类”，主要讲的是“为官之术”，即如何做官、如何处理政务、如何协调上下级关系等。

比如佘自强在《治谱》中对刚上任官员提出的建议是：“授官后，自朝祭公服外，止可做要紧屯绢圆领二三套，彩吉服不必多，有等少年，各色衣服，俱自京中做去，不知借债做衣，一件可当外面两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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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官格言》指出“新官到任，除遵依仪注外，到时须投公馆安歇，如无公馆，寺观庙亦是。不可落富民之家，有乖体面”，强调官员初到任上，在没有弄清情况之前不可贸然为自己选择官宅，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佘自强在《治谱》中也指出“若礼房有中火，便问所从来。若出自佐贰里甲，不可用。若已办下，吩咐到任照数补价”，强调的是官员不仅住宿费要自理，饮食费用等也要自己负担。官箴的着者强调这些“小问题”，不仅因为它涉及为官者的清廉，也为的是避免日后给为官者带来麻烦，都是为官的经验之谈。

资哲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恨不得将每个细节都让冯过记牢，这样的待遇便连资云都享受不了。事实上，在他看来，冯过又何止是“半子”，即便刨去那份发自心底的器重与喜爱不说，资家日后少不得要这女婿帮衬呢。是以，“于公于私”，他资哲都必须对冯过发自肺腑的好。

冯过晓得此节，对资哲这位师长也是尊重无比，在他面前偶尔还会放肆的皮一下子，乃半玩笑半认真的回答说：

“官声贤否，去官方定，而实基于到官之初。盖新官初到，内而家人长随，外而吏役讼师，莫不随机尝试，一有罅漏，群起而乘之。近利以利来……事事投其性之所近，阴窃其柄。后虽悔悟，已受牵持，官声大玷，不能箝民之口矣。故莅任时，必须振刷精神，勤力检饬，不可予人口实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