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京候缺补官，也多半不能如意，难哪。

本科取进士三百五十余名，自是不可能悉数共聚。事实上，自打入京，贡士们便开始“拉帮结派”，进出于各大会馆，仿似泾渭分明。

此乃大势所趋，倒非是矫情，即所谓乡党者也。

周制，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泛指家乡，此时“乡党”则指乡亲、同乡。

“结党营私”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官吏结成朋党、帮伙、派系、集团，谋取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结党后，成员互相倚恃，彼此回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成利益共同体。其间各种关系，往往盘根错节，虽不是严密的组织，但粘合性很强，外力不易撼动。

那么，结党以什么为纽带？血亲、戚族、同乡、门生、故吏、同学、同年、友朋，都可作为纽带。血亲、戚族纽带当然最牢固，但结党的范围不大。门生、故吏、同学、同年之类作为结党纽带，虽具有韧性，但结党的范围也不大。同乡纽带，旧称“乡谊”，作为结党纽带则既比较牢固，结党范围也往往较大。乡谊有疏密的差别，越是小同乡，纠合越易紧密。

以乡谊结成朋党、帮伙等，是一种官场常态，是政治与乡土观念相结合在官场上的反映。考其历史，可以溯至古远的时代。例如，曹魏时有汝颍集团、谯沛集团，大定有洛党、蜀党、朔党，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后，党争并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并且新旧党派也发生裂变。其中保守派分为三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相互攻击，不可开交，被称为“蜀洛朔之争”。

苏轼、吕陶都是四川人，故称“蜀党”或“川党”；而“洛党”则以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

司马光去世后，朝廷让程颐主持丧事，吊丧当日，是朝廷祭祀明堂大礼，进行大赦，于是群臣往贺。然后再去祭吊司马光，然而程颐认为“庆吊不同日”，于是苏轼和苏辙只好半道折返，苏轼说道：“鏖糟陂里叔孙通也。”，意思是指程颐犹如汉代出身不好迂腐的叔孙通。

有一次是定太祖忌日，在相国寺祈祷，程颐让僧人准备素食，苏轼取笑他说：“正叔(程颐字)不好佛，胡为食素?”，程颐道：“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然而苏轼则认为完全不必要，于是让准备荤食，并且开玩笑说“为刘氏者左袒!”，效仿汉代针对吕后的典故，于是程颐同其弟子范淳夫等食素，而苏轼和秦观、黄庭坚等食肉，两派对立，从此开始。

其后双方矛盾愈演愈烈，直至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