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耗费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堆积起的新政，直接横空就浪费掉了，而整体政局因为旧派的强力反弹，重回变法前的模样；这就是定仁宗时期第一次改革带来的党争，而最终引起了国家实力受损。

有识之士认为，国家战略形式和国内状态只能循序渐进的发展，大定是不具备承受政治大变动能力的。既不能怪新党推行的改革变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否定旧党保持的维护现有基础上慢慢改革的谬论，只能怪大定王朝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多超争霸的年代，北方有强大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而西北有顽强善战的党项人，西南又有实力不弱的大理人，大定处在多战之地，这样的地缘劣势，就注定了王朝时刻都得抗住外部压力。

当初丢失的幽云十六州，等于丢掉了北方重要的屏障，这样时刻面对北部骑兵威胁的沉重压力下，定庭内部是经不起内耗的；外部压力，造成统治者无法有效压制文臣集团。而迫于这种压力，导致了大定统治者，无法随心所欲的去支持或者压制文臣集团的某一方。

党争之祸，给国家财政和人才建设带来的极大的损害，文臣不再履行一个忠臣的使命，能臣也不再

惦记庙堂之上的天下事，成为了奸臣执政，贤臣外放的病态局面。

而当外族虎视眈眈之时，崇宁帝还在为成为“艺术大家”而沾沾自喜，当国内造反浪潮一声大于一声时，所谓的“国之重臣”们却在东京酒楼红院流连忘返；国家的疲弱军备和政治积弊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军备松弛，防务空虚，是既定现实。所谓繁荣富强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被“五路伐宁”的失败撕碎，让觊觎者坐看笑话之际更动了歪心思。

不过，在大定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那便是大定水师天下无敌。即便是被杨幺在洞庭湖搞得异常难堪，水师之威亦是未有稍减。

所以说，人的固有思维真的很可怕，会将自己带入泥沼难以脱身。

钟相死后，杨幺成为“义军”首领，根据洞庭湖地区的特点，采取了“陆耕水战”的斗争方针。陆耕，就是在没有战斗的时候，在陆上耕种，为军队提供物质保障；水战，就是当敌人来进攻时，就在洞庭湖上以水战打击敌人。为了贯彻这个斗争方针，杨么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拥有包括车船、海蝤在内的战船一千多艘。“义军”凭借这支水军粉碎了官军的多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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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昌寓剿寇不成后，御前大军都统制王躞领本部三万人马，并节制御前水军正、副统制崔增、吴全所部水军一万人，再次围剿杨么“义军”。王璎率军到达洞庭湖地区，选择最为有利的进攻时机，分兵两路，发起进攻。一路由程昌寓、王璎率领步兵依次夺占杨么军的营寨，企图将“义军”赶至下游；另一路由崔增、吴全率领水军在岳州艑山、湘江口、洞庭湖口和牌口等处待机，一旦程、王将起义军赶至下游，便立即进行夹击，一举将其歼灭。

杨么侦知官军作战企图，早已将营寨内的家眷及家畜农具转移，使官军连连扑空。另以部分兵力在上游活动，牵制敌人。同时派出水军从酉港顺流而下，诱歼南宋水军。起义军以八车车船数艘加以伪装(偃旗息鼓，不露刀枪，全体将士荫蔽在舱内)，飘流而下。官军见此情景，以为“义军”在上游已被歼灭，只剩空船飘流下来，便不加戒备地车船驶来。这时，“义军”车船突然刀枪林立，战旗飘扬，在隆隆战鼓声中，突然向官船发起进攻，其他埋伏的杨军战船，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参战。官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经过一整天激战，官军万余人，悉数就歼，数百艘战船全被消灭。

八月，朝廷招安不成，认为杨幺“为腹心害，不先去之，无以立国”，以右仆射张浚为监军，从北方前线调军队奔赴洞庭湖剿匪，任尚书右丞李纲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置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