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扬州官员都知道刘义隆的杀伐果断，以为刘义隆是一位非常有威严的皇帝，没想到如此平和。

但是没人会认为刘义隆软弱，相反，这样的皇帝更加可怕。

不过扬州官员相对来说比较清廉，原因简单，有刘义宾的压制，扬州官员根本不敢贪污，不用上表刘义隆，刘义宾就够他们受得了。

同时，扬州的赋税很正常的从未有过问题，扬州的商税也是国库收益的主要来源。

如今，江南的税收就占宋国税收的三分之一有余，长安虽繁华，但是周边地区却拖了后腿。

宋国如今的强盛离不开稳定的税收，虽然宋国的农业税收的并不多，但是商税却是农业税的数倍，这还是商税收的并不多，否则国库将更加充实。

刘义隆不会竭泽而渔，毕竟长远发展才是王道。

扬州以及江南的发展就得益于商税，有了商税，江南的商业也越发发达，同时，邗沟以及日后通济渠的连通，肯定能让江南进一步发展，同时带动北方商业发展。

刘义隆来自后世，知道商业的巨大潜力，在重农的同时并没有抑制商业发展，这是刘义隆和历代皇帝的不同。

历朝历代重农抑商，除了北宋这个特殊的朝代。

重农抑商有几个原因。

政治原因：古代皇帝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本业，商业是国家的末业，他们认为农民是忠诚、顺从、稳定的社会基础，而商人是贪婪、狡诈、动荡的社会寄生虫，他们担心商人会通过财富和交易来影响政治和社会秩序，甚至威胁到皇权和中央集权，因此，他们通过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加重商人的税收负担、干预商人的经营活动等方式来抑制商业的发展。

经济原因：古代皇帝认为农业是国家的财富之源，商业是国家的财富之耗，他们认为农业可以创造实物财富，而商业只是转移和流通财富，他们认为农业可以促进国家的富强，而商业会导致国家的贫困，因此，他们通过鼓励农业生产、保护农民利益、稳定粮食价格等方式来重视农业发展。

文化原因：古代皇帝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农业是天命所归，商业是违背自然，他们认为农民是遵循天道、符合礼义、奉行节俭的君子，而商人是追逐利益、破坏和谐、奢侈浪费的小人，他们认为农业可以培养人的道德品质，而商业会败坏人的道德风气，因此，他们通过弘扬儒家文化、教育百姓尊重农耕、歧视工商等方式来塑造农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