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帐汗国现在推行的历法，是刚建帐的时候，以元朝《授时历》为基础，进行改编的。

而且，这个改编，其实也就是做一些名称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么的。毕竟那会儿，紫帐汗国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么。

不过，授时历其实也比较早了。这部立法还是元初制作的，当时元朝刚刚灭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许衡等人，收编南宋的历算官吏，基于南宋的《成天历》，制定新的历法。

从《授时历》制定到紫帐汗国采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觉得，确实有点长。要换做寻常的中原王朝，应该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历法本身，就是需要经常进行修订的。像两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历法就有十部。不过这年头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连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时历》改了个名叫《大统历》，然后就一直摆烂下去了。所以，这么用着，暂时也没有太大问题。

能做到这一点，估计还是因为授时历底子好。当年，为了制定这部历法，主持测量的学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书，说当年大唐开元年间，僧一行等人在全国设立13处观测点，收集天文数据，用于制定大衍历。现在大元疆域，已经超过了大唐，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观测，以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元初众人，都有个奇怪的情结，就是什么都喜欢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里面带头的那个。看到这个建议，就很高兴，当即批准下来。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设立了27个观测所，向东进入朝鲜半岛，向西进入河西；最南的观测所深入大海，设置在了南海的岛屿之上，最北的观测所超过了北海，来到了西伯利亚腹地，史称“四海测验”。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时历的编订。

这部历法的精准度，和三百年后的格里高利历相同，而格里高利历就是后世一直沿袭的公历。历史上，用到明末那会儿，历法才开始出现明显的差错。

虽然这会儿还是定义上的“古代”，但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越来越快的。授时历制定时的观测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后世的先进。但大元确实太大了，四海测验获得的大量数据起到了力大砖飞的效果，把整体误差给压下去了。

当然，光有历法还不行，关键是如何普及。

农业这东西，在后人眼中，往往一种很土、很低端的工作。进行农业活动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后、愚昧的形象。但在这个时代，农业毫无疑问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说，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别巨大，而绝大部分地方显然都和这个上限无关，其原因也是因为技术不足。

没有人生下来就具备生产的技能，种田当然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着长辈进行学习。而且，技术越高，需要学习的东西就越复杂。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仅靠简单的口耳相传就能学会，也不是只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这些系统的知识，必须有专门的人研究，经过专门的整理，然后让大家学习，才能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农业水平可以落后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国近代的所谓农业革命，就起始于当地人学会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个洞，然后再放种子。这其实就是“刀耕火种”里头那个刀耕，但是没人教的话大家就是不会。至于农业革命的核心，则是18世纪后期，出现的铁犁和播种车。

在这种西汉农具普及之前，当地人就是只会用手，将种子直接撒在简单翻作过的土地上。手艺好的农夫可以撒的相对均匀，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后，种子都会因为坑坑洼洼的地面而聚集起来。

等庄稼长出来后，并不是人们印象中一排排，一垄垄，整整齐齐的样子，而是杂乱无章，不但密度不匀，不同植株之间也会互相干扰，导致通风不好，采光不均匀，浇水的效率也很低。

结果就是，连同一块地的庄稼，成熟的时间都能差个几天。到收获的时候，也顾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长熟的庄稼一起收割上来。而且这种耕种方法，也使得播种者几乎无法除草——当然了，把地种成这个样子，庄稼的状态本来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兰人和斯拉夫人一样，都是字面意义上的食草民族，啃点野草也是食物了。

这种条件下，当地农业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粮食收种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写成唐诗，就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两颗子”，真饿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