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一向宗成了割据一方的政教合一的强大集团。

到了战国时代，一向宗积攒了各类资源后，势力达到极盛，开始以僧人身份介入世俗权限争端中，常常占据诸侯的土地盖庙，还频繁煽动民众对诸侯不满，掀起一向一揆，令诸侯们非常头痛，造成非常多的冲突，引发很大的问题。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从平安时代（794-1192）起，佛教在日本就有着无限趋近国教的崇高地位。

各方势力都不敢明着与一向宗作对，生怕背上“佛敌”的骂名——直到一个名叫织田信长的狠人横空出世。

身为日本稀世罕见的外交能人、战略高手，织田信长从不惯着频繁搞事的一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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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直接放火烧了日本的佛教圣地比睿山。

接着又烧了有“日本佛教之母山”的延历寺中的根本中堂和山王二十一社。

后来还用了近10年的时间，攻下并焚毁一向宗的总本山：石山本愿寺。

丰臣秀吉掌权后，在石山本愿寺的原址修建了一座易守难攻的繁荣新城，即今日的大坂——而这，便是后话了。

多亏了织田信长的重拳出击，以及德川家康后续的一系列捭阖纵横，一向宗不复往日威风，基本算是彻底失势了。

纵观德川一朝，日本民间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一向一揆，“僧兵”也成了布满灰尘的历史名词。

一向一揆虽没了，可土一揆……即农民们自发的武装起义，却是一直存在着。

毕竟，它从根子上就没有完全杜绝的可能。

只要阶级矛盾还存在，只要江户幕府仍是一个代表武士阶级的利益的封建政权，土一揆就不可能彻底消停。

本来，在西方列强攻过来之前，日本的社会矛盾就已很严重了。

为了平息动乱，挽救幕藩体制，幕府先后发起宽政改革（1787-1793）和天保改革（1841-1843），结果这两场改革都以失败告终，社会矛盾愈来愈激烈。

“黑船事件”后，情况更加恶化。

随着西方资本的入侵，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旧有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

农民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如此，吃不上饭的民众揭竿而起，大喊一声“国民苦不堪言，你们的家人也一样吧？”、“大海上波涛汹涌，富士山乌云密布。处身于这腐败时代，我的热血沸腾起来了！”、“你们听我说！征夷大将军绝不希望百姓如此受苦！”，便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就这样，自嘉永年间以来，日本境内的农民起义便一直有愈演愈烈之势！

青登可是以侧众兼御台様用人的身份，辅佐德川家茂和天璋院处理了近2年的幕政，所以他可太清楚近几年来的关于农民起义的真实详情了。

嘉永年间（1848-1853）的农民起义的年平均次数是45.3次。

到了安政年间（1854-1859），这个数字上升到54.5次。

万延年间（1860）的数据最恐怖。

万延只不过是仅使用了1年不到的年号。

可在这短短的1年不到的时间里，一共发生了91起农民起义！平均每4天就会爆发一起农民起义！

因为文久尚未过去，所以文久年间的具体数据尚未统计出来。

但是，在离开幕府中央之前，据青登所知，在过去的文久元年（1861）和文久二年（1862），农民起义的次数比起万延年间虽有了明显的下降，但数据仍很恐怖，即使是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有近足足50次！

平心而论，在这样的险恶国情下，爆发农民起义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可是……

军势突破一万……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确实是既罕见又惊人！

这个时候，传信人似乎是恢复了点气力，他用力地咽了口唾沫，断断续续地把汇报接了下去：

“贼军……在伊势起兵……四处……烧杀抢掠……”

“收集……武器……和……粮草……”

“目前……他们……避开了……所有的……城町……马不停蹄地……向着京都……直扑而来……！”

“沿途的……村落……无不深受……其害……！”

听到这，清河八郎猛地睁圆怒目，咬牙切齿：

“你说什么？他们正向京都进军？他们想干什么？！攻打京都吗？！”

除青登以外的在场众人，纷纷扫动视线，望向彼此——沉重的沉默在他们之间累积。

敌势不仅甚众，而且还朝京都这边直扑过来了……局面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恶劣！

在这一片寂静之中，青登以无悲无喜的语调，轻声追问道：

“对于叛乱军的统帅、行军路线、动向等各类重要信息，你可有更多的了解？”

传信人面露憾色：

“非常……抱歉……因为……急着将……爆发叛乱……的消息……送来京都……所以……无暇去……进一步地……打探……情报……”

青登似乎是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这样啊……可敬的勇士呀，辛苦你了，事后我定会为你奏上一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