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舒尔曼见大老板认可自己的观点，就长长地舒了口气，笑着说：“对，做金融产品，最重要的就是遵守各国的法律。”

周不器摇摇头，“还不仅是法律，还有社会的大环境。”

“大环境？”

丹·舒尔曼想向周大老板请教，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思考角度。

很多事情，不切身经历一番，只靠想象根本不理解，哪怕别人把事情的真相都说出来了，也会被人耻笑说他是在胡说八道。

PayPal就是这样，硅谷的互联网创业人，靠着美好的想象去做起了金融产品；丹·舒尔曼是从华尔街过来的金融家，他对金融运作很熟悉，可他是个美国人，习惯了货币的自由兑换，对一些有货币限制的国家的情况缺乏准确的认识。

周不器就不一样了。

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就比如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就有着货币限制的政策。可是，很多有钱的大富豪们都有关系有门路，都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出去，兑换成保值率很高的美元、日元、欧元或者英镑，来保证个人财富不遭受本国的货币政策来掠夺。

俄罗斯的很多本国老百姓，就完全缺乏这样的认识，他们甚至连货币政策的原理都不懂，也就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财富存在银行里，其实是遭遇着一场隐形的财富清洗。

他们从来不去想办法保护自己的财富，相反，看到有些富豪通过一些手段把财富转移到海外去规避本国货币贬值的风险了，他们不仅不去学习，反而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资本家。

保护自己的私人财富不被掠夺，这是可耻的；看着自己的财富被隐性的手段掠夺，是他们认可的爱国方式。

这可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社会的共性认识。

PayPal如果向这类的国家提供了这类的服务，那些被帮助可以跟大富豪们一样保护自身财富的穷人，不仅不会感激PayPal，反而会对PayPal痛斥、抵制，认为这是资本家的阴谋诡计，是掠夺他们财富的金融工具。

就像火车刚发明的时候，推广到了日本，被愚昧的日本民众认为这是吃人的怪物；就像照相机刚传过去的时候，日本人根本不敢去拍照，认为这是西洋人祸害大和民族的诡计，在拍照的过程中会摄取他们的魂魄。

这就很麻烦了。

硅谷这边有无数的天才，可以想出许许多多的办法，在法律层面绕开货币管制，去为底层民众打开一条守护财富、转移财富的通道，也不可能绕开这种社会认识上的广泛阻挠。

相比于法律限制，这种因素才是PayPal推广类似业务去改变世界的最大难题。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周不器道：“过去这些年，互联网对很多行业都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之所以能有这么多伟大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传统行业对互联网的无知。这是信息差的优势。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这才给了互联网机会。”

丹·舒尔曼不是互联网出身，他的履历很丰富，从事过通讯电信行业，也做过银行金融的业务。虽然工作中跟互联网也多有合作，可他一直都是在东海岸工作，对西海岸的硅谷逻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周不器有责任去给他一些指导，说道：“就比如电影产业，好莱坞多强大啊，垄断了美国的电影行业，称霸全世界。过去一百年里，好莱坞对全世界的改变和引领作用，要远远大于华尔街和硅谷。可是，这几年你也看出来了，好莱坞颓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