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搞定初创进出口协会的各种事情,在普拉里国际这边安排人进驻协会,自己做了甩手掌柜,扯皮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为了合法化利用舆论,建立游说集团,圣赫塞在布城成立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自己服务,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太小了,他还需要一个明面上合法的猎鹰局,表面上只是做商业情报和其他咨询,也会承接对外业务。
下一步就是寻找能帮他发声的人了,那肯定是从自己身边找起,像汤普斯司令,普金斯教授,激进党的这些人就很不错,这三方背后代表的势力也是不容小视的,
圣赫塞必须找个合理的切入点才行,这不是像协会商会那样的,也要有更合理的利益,不然别人也不会总是帮你,他们又不是你爹,哪怕是亲爹也是要有一些相互利用的需求的。
安抚好了伊莲娜的情绪,伊莲娜没有事情做,刚好可以帮他一些忙,帮他整理一些资料,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加深了不少,
“科恩,你这是打算从政吗,我看这些资料,都是关于一些奇怪的事情,这些资料。”
“以后可能会,这也是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嘛,我们国家有问题,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的话,那就永远无法解决的。”
“科恩,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气氛一时变得有些格外的温馨,两人只是简单的整理一些并不太重要的资料,一般级别很高的像绝密级,圣赫塞只记在脑子里,然后当场销毁,防止意外情况。
圣赫塞又开始准备努力搞事情,激进党内部参考消息写了整整三天,改了十多次,洋洋洒洒几万字,把前世和今生的脑汁耗尽了,前世写论文都没这么认真过。
写内参的同时,圣赫塞也安排新阿报社的人,开始隐晦的宣传一些舆论,好做一些铺垫工作。
新阿报社从被圣赫塞收购这7个多月以来,已经开始向综合媒体发展了,不仅有晚报、日报、周报、杂志等纸质内容,还新成立了一个新阿广播电台,开始了有声传媒的发展,目前已经是国内最大的报社之一。
新阿报社跟猎鹰局相结合,安德烈双重身份,单方面消息共享,猎鹰局一些情报人员也入职新阿报社的记者,领取两份工资,
往往能拿到很多一手消息,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一些特殊评论员文章,专门为阿根廷底层、贫穷人士发声,拥有了很多忠实粉丝,报社下个月甚至还要去蒙德维德亚开一个分社,在乌拉圭走向国际化,至少乌拉圭、巴拉圭、巴西的舆论市场阵地不能丢下。
为此猎鹰局还在圣赫塞的支持下,暗地成立了一个传媒基金,专门负责暗地里控制收购一些特殊分类的小报社,为圣赫塞改革文化发声宣传舆论,发行一些特殊报纸的报社,如新西班牙教会报这种小报纸,也在教宗上有了一些影响力。
这些小报社往往受众很小,但能影响一些特殊群体,如一些渔业报纸、石油报纸、工人报纸、教宗报纸之类的,销量一般也不挣钱,但能有固定粉丝,而且有助于圣赫塞把舆论导向更多受众,特别是一些特殊利益群体。
圣赫塞通过这些报纸能得知一些教宗的特殊信息,像什么阿根廷共济会,“梵蒂冈银行”这些特殊秘密组织,如梵蒂冈银行从世界各地筹集资金集中到罗马教廷手中,共济会则是反对天住教的秘密组织,满足了圣赫塞的猎奇心理,
历史上许多拉美起义领袖,比如西蒙·玻利瓦尔、圣马丁、墨西哥的伊图维德,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等人,都曾经是英美共济会成员,
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建立资本主义新国家,所以欧洲天住教国家和天住教会对共济会的攻击尤甚,如今的阿根廷共济会,早已经开始独立运作,切断了不少英美方面的联系,但跟意大利方面的联系比较深刻。
天住教苦阿根廷久矣,而且阿根廷共济会的组织也算是比较弱小隐蔽的了,如同地底下的老鼠,
圣赫塞也没有特别关注,但以后也许可以利用的到,毕竟阿根廷的教会势力,确实影响力非常大,这不符合阿根廷人的利益,也不符合圣赫塞的利益。
圣赫塞把自己称呼为游说集团,进行关税改革的游说集团。
一个人肯定不能够称呼为集团,他还让新青盟的一些精英也加入自己的游说集团。
阿根廷的政府分治制度为圣赫塞提供了许多影响政策进程的方式,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政策,比如游说民选代表和行政部门成员,进行竞选捐款,在选举中投票,塑造舆论等等,这是合法的,与之相对的就是贿选。
此外,特殊利益集团在投入某一特定议题时,由于大多数人对该议题无动于衷,集团便会享有不成比例的权力,即便他们人数很少,决策者也会倾向于让关心这一议题的人接受,他们自信其他人对此没有意见,但关税改革也是影响不少人的利益的,只是以前缺乏斗争和改变的核心。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圣赫塞游说集团的力量来自他参与利益集团政治游戏的能力,他成立了科恩商业咨询公司,核心成员都来自是猎鹰局,这是圣赫塞通过游说输出的一个核心据点,并不做具体业务,是圣赫塞的智囊团,担任各种舆论的密集输出。
他们的基本运营与其他利益集团——如农场游说集团、机械和纺织工人或其他族裔的游说集团(仅有一个犹大族)——并无区别,甚至跟阿根廷贸易协会的运作也大同小异,但这里都是信得过的人,也是可以信赖的。
……
3月1日,科恩商业咨询公司总部。
“老板,这是欧洲方面发来的加密电报,是关于拉普拉塔钢铁厂的消息,一份来自布鲁塞尔,一份来自维也纳,几乎是同时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