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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过强制的《刑事法》，英格兰政-府确立了新教徒在爱尔兰全岛的政治统治地位。同时也埋下了本地爱尔兰天主教徒与前来殖民的英国新教徒之间，长达数百年的动乱根源。

进入18世纪，爱尔兰的人口已经从1706年的一百五十万，剧增到了四百五十万；此外，得益于伦敦颁布的《谷物法》，使得以农牧业为主爱尔兰出口大增。1706年爱尔兰的出口总值只有五十五万英镑，1783年就接近三百万英镑，1796年已超过五百万英镑……

在表面上，爱尔兰在乔治三世时期已经获得“自由宪政”，似乎成了英格兰的姐妹王国。但在事实上，这种新秩序不仅错误百出，缺陷重重，而且还确实危及自身的生存。

爱尔兰的议会根本不像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也就是英格兰议会的所在地那样，拥有制度相对完善且根深蒂固的反对党，所以爱尔兰的议会（政-府）显得更加腐败。

尤其是它对内阁缺乏正常的控制和一般的约束。各种议案尽管也跟英国那样由两院提出和通过，然后直呈英王，但是英国内阁照样可以唆使国王否决这些议案。

在爱尔兰的政治体系中，高层依然是英格兰人，中层是苏格兰人，富有的爱尔兰工商业主和南部中小地主（领主）永远都是议会的下层，不仅议员数量少，而且得不到上位者必要的尊重。

伴随着爱尔兰王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那些留学到法国，积极阅读过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的爱尔兰新兴工商阶级，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生于都柏林的年轻律师沃尔夫·托恩，早年求学于都柏林大学，1789年获爱尔兰律师资格。1791年于贝尔法斯特，参加建立统一爱尔兰人联合会，坚决要求实现爱尔兰的民族独立，宗教平等，建立共和民主政体。次年为天主教委员会秘书，参加召开天主教大会，派出代表团向政-府请愿，迫使议会通过《天主教徒宽容法案》。

1793年之后，英国正式加入到反法同盟的战争中。此时开始，有着民族独立思想的爱尔兰人联合会，也屡遭英国人主导的爱尔兰议会镇压，遂转入地下活动，继续为争取爱尔兰独立而积极斗争。

这一过程中，沃尔夫-托恩与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成为这个“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并积极谋求革-命法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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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内部，国民公会的代表们，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他们对于爱尔兰民众武装反抗英国佬的斗争，基本上都是持有同情与支持的态度。

尤其是卡尔诺，这位救国委员会的军事负责人，已经在巴黎接见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密使，他还希望该协会的领导人，托恩或是菲茨杰拉德能够前往巴黎详谈。

“爱尔兰人联合会”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菲茨杰拉德似乎迷信于爱尔兰人的自身力量,认为他们只需要从法国得到武器就行了，但是汤恩却表现的更加理智与现实。他断言，除非要有一支两万人的法国-军队抵达爱尔兰岛，否则爱尔兰的独立就别想有把握成功。

历史上，也是卡尔诺力排众议，决定派法国-军队远征爱尔兰,并把指挥大权授给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