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赵驷却是一身戎装，亲自陪同着京城讲议司详定官胡衍一路走访视察了沿海水师在明州水营的主要舰只。

众人却是看得明白，这是赵驷对外向胡衍表示忠心的象征。

虽然赵驷军功卓着，并在沿海水师里牢牢掌握着军权，连荆湖江浙四路都巡检司的官员也不放在眼里。但是眼下的胡衍已经获得了进士身份，成了大宋正六品的文官，同时还机缘巧合地顺着蔡京、童贯一线，攀上了新上位的皇帝。

所以像赵驷这样的地方武将官员，重新寻找并绑定了这样的一株大树，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在明州，赵都指挥使却是做了一件让整个东南官场都对他真正刮目相看的事情：

由于此次跟随胡衍过来的，还有朝廷负责落实元佑党籍碑的钦差官员。

元佑党籍碑是蔡京的发明，他不仅将所谓的奸党姓名刻石矗立在京都皇城的文德殿端礼门前，还要求要传谕天下，责令每一府州、每一重要衙门之地都要复刻这块党籍碑，并立于官署或府州学门前，意为要让这些奸党之人臭名昭着于天下。

在钦差官员的督促之下，一块新的元佑党籍碑很快就矗立在了沿海水师营寨正堂的大门旁，立碑的过程，赵都指挥使并未派人阻拦，落成之时，他还专程赶过来观摩，在看完了碑文上的所有名字之后，他却出人意料地从随从手中拿过一支早就准备好的朱笔，笔尖蘸有大红漆料，浓浓地在秦刚的名字右上角点了一笔红点。

众人看着都不知其何意，但是当点完红点的赵都指挥使转过身来后，大家却在他头盔的右上方，看到插了一支极为醒目的红花。

于是，众皆哗然，钦差也看得极为愤怒，但是却也说不出什么：因为此时的宋人插花，已成了流行全天下的时尚潮流。

宋初只有皇帝可以簪花，后来皇帝为示恩宠，开始赐花给大臣，少数功劳卓着的功臣也就有了簪花特权；庆历七年还有诏令规定：众臣获赐花，须戴归私第。于是，在皇帝和大臣们引领下，民间众人纷纷效仿，得不到御赐，也可自赏一朵。

自簪自乐很快成为全民运动，因此在此时，满大街都是男子簪花，连苏轼也有诗云：人老簪花不知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所以，此时的赵驷在头顶插上红花，无可厚非。只是他的这支红花，娇红似火，就如他刚才在那党碑上所点的那只红点一样醒目无比。

于是，谁都知道他的此举是何意思，但谁也不能就此说明他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很快，水师下面各营的指挥使，开始效仿自己的上司，在各自的头盔一旁插起了红花。甚至包括从都巡检司过来后，一直在水师里找不到存在感的那个都虞候，此时也有点自暴自弃，也跟在后面学着在头冠旁插起红花。

一时间，这种簪花官员很快竟成了明州本地官场中的一景，却令起初有点愤怒、想要就赵驷此举做点文章的两位钦差开始犹豫了。

他们转身去请教胡衍，而胡衍一听，便知这件事既是自己大哥的人格魅力遗留影响，也是赵驷等人以此表达内心深处不服情绪的表现。他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地方官员簪花，此为寻常之事。这里的种种情况，先行记下便是，回京之后，本官自会向蔡相公禀明清楚。”

胡衍之所以要把这事揽下，一是他知道此时这是“人心所向”，不宜与众人的情绪正面冲撞；二是他此次来明州已经与赵驷达成了共识，大家大事都谈妥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在这种芝麻大的小事上生出不愉快。

再说了，赵驷这样的行为，顶撞的只是蔡京搞出来的新政，他胡衍可犯不着为此事影响到自己的身上。

东南海事院拆分之后，原先的市舶司独立出来，新任的提举市舶司一职却是一个老熟人：原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陈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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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升职，却是得益于他对于朝堂形势的一次准确判断与出击。虽然他在浙北私盐一案中，请教了蔡京之后，断尾求生，通过举报自己的岳父胡宗哲而暂时安稳了两年。但是却一直在观察着可以升迁的机会。

这次，当他看到了赵挺之进入宰执，推行绍述之政，立即抓住了黄庭坚在荆州撰写的《荆南承天院塔记》一文中有“幸灾谤国”的言辞进行弹劾举报。此事在赵挺之的刻意渲染下，引得赵佶震怒，下旨革除了黄庭坚一切职务和功名，流放宜州【注：今属广西河池市】。

此事也与之后蔡京要推行的元佑党籍碑之述求不谋而合。

于是，总是要给陈举这条听话的狗一根肉骨头的，而他也通过这个官职，紧紧地追在了胡衍的身后，自然在接任提举市舶司一职上，得到了胡衍的认可。

而同样名列元佑党籍碑上的苏轼，却丝毫没有将此碑放在心上，他在告别了许昌的弟弟苏辙后，终于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宜兴，并走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

这位睿智通达的老人，早已将人世间的纷争、官场上的起伏、未来的所有之事看得无比通透。唯有放心不下的，便只是一位年轻人的下落。

五月，有顺风行加急专报，来人亲自来到苏轼的病榻之前在其耳边亲语：“徐之尚在，塞北待归！”

老人久无光彩的双眼，瞬间迸出了难以描述的光亮，转而哈哈大笑，再叫过了三子苏迈，给他留下了一首至今人们都无法解读清楚的七绝诗句：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随后，一代文豪苏轼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比真实历史时空的他多活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