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假思索的点点头：“我曾向王强打听过刘晓星，但他当时的反应很奇怪，像是知道什么却不愿意说，所以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晓星的身份和王强无关，甚至和‘观察者计划’无关，所以我无权向你透露。”

“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撑着入梦仪把身体后仰，摆出一副“你奈我何”的姿态：“除非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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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员皱起眉头：“您认为自己现在的身份，有资格谈条件吗？”

“我什么身份？”

我微微一笑反问道：“有问题的是王强，执行预案的是岳升，跟我有什么关系？”

“根据工作日志显示，您和您的安全员、辅助员，是被执行应急预案的主体。”

调查员眯起眼睛，隐隐透出威胁的意味：“鉴于您获得了完整的身体，我有理由怀疑，是您策划了这一切。”

“你是说……我的个人魅力，足以让两位站长为我慷慨赴死？”

我嗤笑一声，紧跟着又严肃起来：“怀疑和假设是你的自由，但如果没有证据，我依然只是一个配合调查的合法公民。”

调查员的眼神闪烁起来，这意味着主动权已经回到我的手里。

“你可以继续寻找证据，但注定不会有任何收获，因为是王强策划了这一切，而我对他的想法并不了解。”

我在心理层面上给了调查员最后一击，随后在他恢复冷静之前，又给了他一个希望：“但如果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这是一个思维陷阱，只要调查员被“希望”吸引注意，就会下意识的忽略其他方向——通俗来讲，就是上头了。

调查员看向刘晓星，见她点头，随后无奈的叹了口气：“不准问刘晓星的身份。”

“你这样就太没诚意了吧？”我皱起眉头一副不悦的表情，其实心里已经笑出了声。

他上钩了。

我第一次询问刘晓星的身份时，确实是出于好奇，但我并不是一定要知道。

所以在我发现分工协作的漏洞之后，再提出类似的问题，都是对调查员进行心理暗示，让他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只是用来掩饰的“屋顶”，而我将要提出的条件，才是我真正想要的“天窗”。

“感谢周树人先生。”我在心中如此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