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勉强笑笑，拿起杯盏，呷了一口道：“真不知道。莫非是贼情公事？”

那人皱了一下眉头，并不说话，只是盯着宋江的眼神变得尖锐起来，右手“笃笃”的敲着桌面，忽快忽慢。

宋江也不说话，低头去吹那盏中热气，不肯抬起来。

雅阁里一时沉寂下来，隐隐约约可听到窗外远处叫卖的小贩吆喝声。

过了一会，宋江却好似觉得过了一年。那人从怀中掏出一封书信，扔到桌上道：“有封公文在此，押司读后再说。”

宋江双手拿起，自看公文暂且不说，先讲个故事，再表那时文彬来意。

那时宋辽两国澶渊之盟已过百余年，辽国意图不善，有再起战火的心思，而宋国境内，也不太平，水旱蝗瘟，连年不断，许多人或为生计所迫，或以武犯禁，或贪图安逸，而遁入山林水泊，落草为寇。尤以山东境内，受灾最重，加之民风彪悍，因此匪患四起，人称无山不匪，无水不寇。

为防备北方，攻伐西夏，宋国境内兵马空虚，无力四处进剿。龙虎山张天师献上一计，由官府派人到各个山头卧底，察知地形，集中匪患，便于集中精兵统一进剿，以免官军四处奔波。若是卧底得力，还能配合朝廷招安，到时化匪为兵，还可节省平日养兵之费。

宋国徽宗皇帝异常崇信道家，颇以为善。这一日朝会之后，单独留下太师蔡京问道：“依祖宗之法，若有流民，需择其强壮者充实军营，以免流民作乱。如今变法，许多条例都改掉了，此策还可行吗？”

蔡京道：“昔日首提变法的介甫相公说过，祖宗之法只可效，不可守，盖因时势不同。太祖武德皇帝之时，朝廷军士不多，粮饷花费不过国库三成。至如今，养兵军费已占国库七成。眼下有西军灭夏、修建垦岳两大国事，国库已是拆东墙补西墙，勉力维持。恕臣直言，再按祖宗之法行事对付流民，只怕有些不合时宜，除非……”

“除非什么？”天子听蔡京话有迟疑，问道。

“除非西军灭夏、修建垦岳二者只择其一，国库才有余钱招募流民中的青壮。”

徽宗皇帝沉思道：“西军灭夏，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然数年前功尽弃；修建垦岳，是为修道，以求国家风调雨顺，自己修得长生不老之术，更不能停。既然不能节流，那只能开源，可是来钱的法子就那么些，这蔡京虽是理财能手，但也黔驴技穷。然而匪却是非剿不可，龙虎山张天师道行高深，计策必定可行，就怕不够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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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见徽宗皇帝思索不定，进言道：“此事大半是军事，可着枢府一问。”蔡京一向是有宰相的城府，没有宰相的气度。他说这话，可不是什么一心为国，而是为了万一事有不成，好推卸责任给枢密院。

“好，此乃老成谋国之言。”徽宗皇帝夸赞蔡京一句，随即吩咐一个随侍身边的小黄门道：“快，速去传童枢密。”

这童枢密便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权宦童贯，乃开封人氏，性巧媚。初任供奉官，在杭州为徽宗搜括书画奇巧，助蔡京为相。蔡京后来推荐他为西北监军，积功领枢密院事，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

须臾，童贯来到，徽宗皇帝问道：“童枢密，你能征善战，执掌枢密，也来议一议。都说剿匪难，到底难在何处？”

“土匪有两种，一种白天耕作劳苦，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是十成的良民。到了晚上，就约上几个亲朋好友，掏出藏匿的刀枪，找个僻静处开始劫道。遇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有无财物，一律杀死，为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劫到的财物一律平分，补充家用。这种土匪极难发现，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生下来那天起就这样生活，只认为这是正常的营生。他们即使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衣衫褴褛的扛着锄头种地，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另一种土匪，成群结伙，啸聚山林，打家劫舍，骚扰地方，严重的时候可能动摇社稷。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有序，各负其责。这第一种土匪剿是剿不尽的，只能慢慢行教化之功，但他们危害并不大。官家所说的剿匪，说的是第二种么？”

“正是这种。”

“微臣愚见，征剿这种土匪首难在于“流”字。他们往往飘忽不定，大军去时，散之为民，大军走时，复聚之为匪；若不以大军征剿，又战之不下。其次，他们多在穷山恶水处，本地出产贫瘠——若是出产丰盛，也不会有那么多强盗——只能从外运输粮秣。然而官家想想，穷山恶水又能有什么好路？那里道路大多难行，大军转运不便。再次在人，若以本地军士征战，难免有人与强盗暗通曲款，走露风声；若朝廷从别处调集客军，地理不熟，水土不服，战力先去一半。”童贯不愧是领过兵的，说起来头头是道。

“太宗时，川中王小波和李顺造反，一开始也是征剿不下，其后他们占了富饶州县，便失了前两点，最后为大军所灭。”蔡京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