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这位领导人致信卫立煌:“我奉我党中央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指示，向你提出：(1)接信后凡驻我附近的国民党兵立即撤退；(2)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7月18日，这位领导人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与卫立煌的代表商谈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

这位领导人在商谈时机智地提出了举行停战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

第一，为创造一个停战谈判的和平气氛，包围红军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必须后撤10公里；第二，鉴于谈判在岳西县城举行，必须确保红军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三，此次谈判只是局部停战谈判，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中央解决。

这位领导人强调，只有这三个先决条件得到确认和实施后，方能派出代表谈判。

此时的卫立煌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蝶变，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住在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半夜里当他被一阵枪声和嘈杂声惊醒之后，便和住在招待所里的二十多名国民党要员一起成了杨虎城的俘虏。

他原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和红军打仗最多、最狠、积仇最深的人，肯定是凶多吉少。然而，当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时，他却意外地和其他国民党要员一起平安地回到了南京。

回到南京以后，他回想起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惊险经历，以及张学良的谈话和中共方面的意见，不禁感慨万千，从而意识到抗日救国确实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不抗日就要沦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共产党对他这样的人能不念旧恶，毫无侵犯，使他下决心放弃内战，与共产党携手抗日。

所以，当他接到红二十八军领导人的信后，便以积极的态度来寻求和红军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

经过不懈努力，双方决定选派代表在岳西九河举行正式谈判。

这次柯川前往岳西县九河沟，就是奉二十八军领导人的命令，作为红军谈判代表之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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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民党将领都像卫立煌一样，在民族存亡之际能深明大义，抗日救国。

当柯川他们进到大别山南麓国军138师防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的拦截。

柯川他们都穿着红军的服装，为了显示红军的军威，秦少敏政委指示后勤部将家底捜出来，让倪玉霞警卫排都换上干净的军装。武器装备也是最好的。

老远，骑在马上的倪玉霞就看见前面有国民党军布下的岗哨。

“司令，前面有岗哨，要不要打招呼。”倪玉霞向柯川报告。

柯川显然也看到了，他举起胸前的望远镜。

“不要慌，我们慢慢走，看他们如何动作。”柯川边观察边说。

队伍仍然不紧不慢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