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世等将领这样拉拢将士，抱团取暖，引起了宋皇帝赵构的深深忧虑。由于前面的屡次兵变、叛乱，现在面对武将权力膨胀，朝廷大臣也甚为担心。

这时，知枢密院事、御营副使、宣抚处置使张浚，就按照朝廷的部署，带领亲兵一千五百人、骑兵三百人从都城出发，准备前往陕西驻地。兵部员外郎冯康国是张浚的部下，主管机宜文字等工作。冯康国将跟随张浚一起出发，就前往台谏辞行，赵鼎就告诫他说：“元枢新立大功，现在又去川、陕巡守，那里几乎是天下责任的一半，地理、军事位置非常重要。因此除过边事防务来不及汇报而外，其他事情必须逐条奏禀。作为大臣在外任职，最忌讳的就是权力太重。”

环庆经略使王似却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对政治方向把握不准。他上奏说：“方今用兵之际，关中自古就是兵将必争之地，关陕六路大元帅，请全部使用武臣。”

吕颐浩赶紧反驳他说：“臣年轻时就认识种谔，他长相眇小而为西夏信服。今天的武帅，说得不好听点，就犹如打斗之类的武夫将领，而不是智勇双全的智慧型将领，他们很少有能像种谔那样才能的。怎么能全部用头脑简单的一众武将呢。”

杜充又顺着吕颐浩的观点说道：“确实应当使用文臣，只不过方今艰难之际，帅臣不得坐运帷幄，而应当身先士卒，以亲冒矢石为榜样，这样才能带领将士奋勇杀敌。”

皇帝赵构当然不愿意让武将独当一面，他批评王似说：“王似并不知道武臣当中，能知义理的人非常少；若文臣当中有智勇兼资、练达边事就像范仲淹那样的话，何必亲临矢石呢，何必要那么多武帅呢！”

虽然是辩论研讨性质的，但是根本不影响宋廷对武将的严格限制。因为苗傅、刘正彦、范琼等许多尾大不掉的人兵权过大，不同程度地对朝廷造成过恐惧和威胁。

因此，宋皇帝赵构既要让武将抵抗金人攻击，又要削弱、分散、瓦解他们的兵权，因此绞尽了脑汁，于是只能以体贴百姓为借口，在后勤供给上对他们进行掣肘。

于是，宋皇帝赵构给各位大臣说：“现在国用匮乏，因为到处都要花钱，而军队所花费的最多。”

吕颐浩赶紧顺着皇帝的心事说：“用兵花费的财物，最为巨大，简直不计其数，因此汉文帝不说用兵而天下富足。”

皇帝赵构说：“穷兵黩武到处用兵与营造建构宫殿一样，最费国家人力财力，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当时虽然已经下诏坚守建康，而社会上都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朝廷暗地里在做着躲避敌人逃跑的计划。这些事情，稍微明白一些的人都看得十分清楚。故而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因此吕颐浩就给皇上建议说：“移京的事情，人们议论纷纷。现在京东路兴仁府知府曾楙都在怀疑朝廷有躲避敌人的想法，何况街道上的小市民呢！应当适量地少留一些嫔御，按照往常的习惯那样批阅奏牍，把人心先稳固住。而且这些奏章事务不要让宦官内臣管理，恐怕他们会泄露秘密。否则的话，军心动摇就从此开始了。”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谣传归谣传，行动归行动。逃跑的计划朝廷权贵当然不会告诉底层民众，否则谁去当炮灰呢？宋皇帝赵构悄悄安排隆佑皇太后先上船从建康出发去临安，百官大臣在内东门辞行。宋皇帝赵构还在担心金人南侵，悄悄命令滕康、刘珏说，不要追问太后要到哪里去，而应当见机行事，哪里安全就去哪里。

话说金人朝廷也不乏深谋远虑之人。他们对宋人两个俘虏皇帝实行“圈养而不杀死”的政策，使得宋朝廷投鼠忌器不敢全力进攻，自己又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同时又可以使宋朝廷的残余势力互相斗争、心存争夺皇位的侥幸心理。这真可谓一箭三雕。他们还不时放出即将释放俘虏皇帝、宫人和大臣的信息，一再派人传送书信说明两位俘虏皇帝的情况，消磨宋人的进攻意志。

有一天，皇帝赵构给辅臣说：“高丽进贡的使者马上就要到了。朕听说太上皇派遣了一个宦官内臣和两个宫女回来。朕听说后，一则以喜，一则以悲。朕远离二圣，已经快要三年了，现在忽然得到了他们平安的信息，怎能不高兴呢？上皇时期，天下承平很久，当时以天下之养而奉养他一人；现在却居住在北方寒冷狭小的地方，食物、衣服都是百般粗陋，而朕居住的地方深宫广殿，因此朕极不遑安。而且朕父母兄弟及妻皆在远域，只有一个儿子最近却已薨逝，导致朕孑然一身。当此艰难之时，怎能不使人悲伤呢。”话未说完，就假装流下了眼泪，举起袖子擦拭了一下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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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颐浩赶紧劝勉说：“愿陛请您放宽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终有一天，我们就能恢复中兴之业。”

“可是，此时的宋帝心事有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