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廷时期只要不是犯下谋反一类的大罪，基本不诛杀士大夫。那时甚至连免官这类惩戒都极为罕见，导致宋朝官场出现了“只有增官,极少除官”的现象。钱穆先生就感慨说“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

宋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看来，几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武将的颠覆性破坏巨大。宋廷规定只要不造反，就不会处死刑。权贵士大夫就把这一条祖训推广到极致，形成官官相护的“护官符”。《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三年，高邮知军晁仲约犒劳路过其境的强盗队伍，朝廷大怒，准备给晁仲约定罪。宰相富弼认为应定死罪，范仲淹却竭力开脱其罪行说“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晁仲约因此得以免死。事后范仲淹悄悄地告富弼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这正是官官相护原因所在。

有了免死金牌，朝廷权贵大臣更加肆无忌惮、朋党倾轧、胡作非为，引起巨大的社会矛盾。

大臣们花样翻新进行“庆历新政”、“熙宁变法”“元丰改制”。“绍圣绍术”。在这改革派与保守派反复斗争的50年期间，牵连人数上万，宋王朝几乎所有高层文武大臣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用于党争纠纷之中，宋廷的统治岌岌可危。

八是“朝政腐败”，穷奢极欲，醉生梦死，民不聊生。

宋廷皇上崇尚道教，吃丹访仙，不理朝政，幻想太虚圣境，奸臣伺机揽权，朝纲废弃。一方面对外称臣、称侄、称弟，送上巨额的岁币；一方面对内残酷压迫，横征暴敛，置民于水火倒悬之中。大兴土木，凿山运石，兴起“花石纲”，营造“艮山院”，激起人民的起义浪潮。

九是“守内虚外”，画疆自守。宋廷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放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大中国“王者无疆”“守在四夷”的伟大理想观念，转变为画疆自守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有史以来最为恶劣的先例，遗臭万年。

《诗经·小雅·北山之什·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左传》说道：“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所谓“天子”，就是“代天牧民”“替天行道”，因此大秦时期，征伐“远及海而至”；大唐时期“天下臣服”“四夷怀服”；大汉雄风“虽远必诛”“目光所及，皆是王土”。

宋廷建立之初，宋太祖就主张“崇文抑武”“偃旗息鼓”；宋太宗主张“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南宋大臣王十朋更是建议“治外必先安内……复祖宗之境土,应先平内寇。”

在这些防守理念的指导下，宋廷与周边政权签订了一系列屈辱和议：宋辽间的澶渊之盟、庆历和议、河东议界；宋金间的海上之盟、绍兴八年和议、绍兴十一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宋夏间的景德和议、庆历和议、元佑议界；宋越间的元丰议界等等。和约的背后就是巨额的岁币换取苟且偷生。巨额的税赋压得人民不断反抗，宋廷统治摇摇欲坠。

十是“两极分化”，阶级压迫残酷，贫富差距扩大，统治基础薄弱。

为了全力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宋廷放宽文人“入仕”的入口，壮大他们的统治同盟基础。

宋人“入仕”（即开始作官）资格的取得，有三个主要途径，即科举（包括进士、诸科及武举为常选）、制举（特举）和荫补。

在权力继承政策方面，宋朝的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一般普通官吏可荫及子孙，而宰相、执政等高级权贵则可荫“本宗、异姓、门客、医人各一人”。

在科举之外，还有允许士人自荐的“制举”和“特奏名”制度，作为科举的补充。“制举”又称制科或贤良。制科非常选，必待皇帝下诏才举行。后来限制逐渐增多，自荐改为要公卿推荐；布衣要经过地方官审查；御试前又加“阁试”。“特奏名”制度是指凡士人“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遇皇帝“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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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科举制度更加严密科学。宋廷后来逐渐废除“公荐”，以避免请托。宋朝加强了考试的管理：现任官应进士举有锁厅试，验证身份和德行；试卷有密封制度，糊名，使考官不知举子姓名；有誊录制度，将试卷重新抄写一过，以免考官认得举子笔迹；考官与举子有姻亲、师生关系，有回避制度。宋太宗时，对达官子弟中礼部贡举者要复试。

宋廷所有这些入仕考试，向社会各阶层士子开放，制度完善，基本公平，不受门第影响，入仕官僚有天然的职业荣誉感，扩大巩固了宋廷的统治基础。北宋名臣文彦博就直白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为了拉拢巩固文人集团的统治基础，宋廷对官员的俸禄薪水极为优厚，达到历史顶峰。宋朝官员的正俸多以钱计算，禄粟以粮食计算，春秋服装以匹帛计算。除俸禄外，还有各种名目的补贴。高级官员有食邑之封，地方官员有职分田。正是宋代这种极其优越的官僚待遇，使得宋代出现了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两极现象：部分官员看到胜利无望之时，自己杀死全家人，然后壮烈牺牲，一身付国；而底层贫困民众却揭竿而起，帮助金人打开城门。

庞大的官僚队伍，巨额的财政负担，导致普通民众吃糠咽菜、卖儿鬻女也负担不起，于是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呼百应，人民起义风起云涌。

清人赵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其（宋）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但另一方面，赵翼也指出：给赐过优，使宋朝财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

“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宋廷的腐败已经不能“替天牧民”“替天行道”，因此才会发生众多“带路党”，宋民看见金兵攻打过来时自己动手杀死宋廷官员，“布满鲜花、欢呼雀跃”把金人迎入城中。

《荀子·王制篇》中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唉！我还是用《孟子·离娄上》中振聋发聩的告诫作为文章的结尾吧：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译：“桀和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之所以失去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要得到天下的办法就是得到民众的支持；要得到民众支持的办法就是得到民心；得到民心的办法就是民众所希望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罢了。民众归附于仁君，就像水流向低处，野兽奔向旷野一样。所以，替深渊把鱼赶来的，是吃鱼的水獭；替森林把鸟雀赶来的，是吃鸟雀的鹰隼；替商汤王、周武王把民众赶来的，是暴虐无道的夏桀和殷纣。现在想当君王的人，如果他是喜好仁德的，那么，各国的诸侯都会替他把民众赶来。即便他不想当天下之王，也会身不由己。而现在那些想在天下称王的人，就像害了七年的重病，要寻求储存三年以上的陈艾来治疗一样，如果平时不栽培积蓄，终身都得不到；如果平时不立志施行仁政，也会终身活在忧愁耻辱之中，直至陷入身死国亡的深渊。《诗经》：‘那些执政者如果不施行善政仁政，那只能君臣一起陷溺水中淹死罢了。’”

后来者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