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成为辛亥革命的起点。这场革命不仅终结了清朝的统治，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这样的背景下，盛宣怀作为邮传部大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起义发生后，盛宣怀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一方面试图请袁世凯出山以稳定局面，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自己因为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而遭受的广泛谴责。这一政策被认为是导致四川等地保路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进而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被革职，并被命令永远不再任用，随后他不得不离开北京，移居大连以避风头。然而，形势并未因此而好转，盛宣怀最终逃亡至日本神户，寻求庇护。

民国元年（1912年）初，盛宣怀在日本期间了解到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急需军费支持。为了重新获得政治地位，并试图弥补自己在国内的不利处境，他利用自己在日本的关系网络，与日本的财团进行了秘密谈判。盛宣怀希望通过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方式，为新政府筹集资金，并借此恢复自己的声誉。

1912年2月12日，盛宣怀与日本的三井和正金财团分别在神户和南京签订了两个性质相同的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根据这些协议，盛宣怀从日本正金银行提取了300万日元的借款，其中一部分资金通过三井洋行转给了南京临时政府，大约为250万日元。这笔款项对新生的民国政府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政支持，但在当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消息一经传出，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人们担心这种“合办”方式实际上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特别是担心日本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中国产业的控制。民众的压力迅速增大，要求废除这些协议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不得不同意废除这些草约，并辞去了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的职务。

五、受邀回国

民国元年（1912年）11月30日，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盛宣怀收到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邀请，从日本返回上海。尽管此前他曾因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而被革职，并逃亡日本，但此时的盛宣怀仍然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影响力。他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的事务，显示出他在经济领域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民国二年（1913年）5月，盛宣怀再次被任命为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重新掌握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根据宣统元年（1909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盛宣怀着手扩大汉冶萍公司的生产规模，尤其是扩建大冶铁厂。为了筹集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盛宣怀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和横滨正金银行签订了五个合同。根据这些合同，汉冶萍公司以全部财产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大冶铁厂的建设，另外600万日元用于偿还先前欠日本的债务。合同规定，汉冶萍公司将在未来40年内向日本提供1500万吨头等矿产和800万吨生铁作为偿还债务的方式。

这些合同的签订虽然为汉冶萍公司带来了急需的资金，但同时也意味着公司必须接受日本的管理和技术指导。合同还规定聘请日本人担任公司的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使得日本制铁所在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安排虽然短期内缓解了资金压力，但从长远来看，它削弱了汉冶萍公司的自主权，并逐渐使其陷入了依赖日本的局面，最终导致了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的衰落。

民国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因病逝世。在他去世之前，他立下了遗嘱，决定将其一半的家产捐赠给慈善事业，显示出他晚年对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与贡献。盛宣怀的夫人庄氏为他举办了极为隆重的葬礼，耗资高达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今吴江路）一路延伸至外滩，场面壮观。为了确保葬礼顺利进行，租界当局甚至实施了交通管制措施，可见盛宣怀生前的影响力及其逝世后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