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北洋始末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同治二年（1863年），他利用上海富绅的资金，引进了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上海洋枪三局，这是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创办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和机构。他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被认为是朝廷中的“知日派”。

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李鸿章提出了“海防论”，强调列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积极倡导建立近代化海军。从光绪五年（1879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北洋水师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之一。然而，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均，海军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了“甲申政变”，日本趁机出兵朝鲜。次年（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如果朝鲜发生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对方。这一条约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信任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不会有所行动，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并按照《天津会议专条》通知了日本。然而，日本迅速向朝鲜增派了大量军队，在朝鲜的兵力增至8000余人。随着起义被平定，清廷提议双方撤军，但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共同管理朝鲜，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

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李鸿章试图通过英、俄两国进行斡旋，但未果。最终，清廷决定调派陆军进入朝鲜，与日军抗衡。同时，李鸿章还租赁了英国船只高升号运送部分清军。然而，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中突然袭击高升号，造成大量清军伤亡。日本海军还袭击了清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导致广乙号沉没，济远号逃回威海卫。

清廷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决定对日宣战。但由于入朝清军尚未集结完毕，导致多次失利。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日军随后越过鸭绿江攻入辽东，接连占领辽东要地，并渡海进攻山东荣城、文登。

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激烈海战。虽然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都遭受了重创，但北洋水师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剩余舰船退至威海卫附近的刘公岛。

进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着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相继失守，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北洋水师或被击沉，或被俘虏，最终全军覆没。

九、马关议和

马关议和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外交事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双方的议和已经开始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清廷首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希望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会面。然而，日方以张、邵二人所携带的全权委任状不完整为由拒绝交涉，并继续维持陆海两方面的攻势，暗示需要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出面议和。

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进行议和谈判。尽管出发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然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与日方代表进行了反复辩论。因此，在最初的谈判阶段，双方陷入了僵局。

3月24日，李鸿章在马关住处的路上遭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的袭击，子弹击中了他的左眼睑下方，但幸运的是并未击中要害部位。李鸿章迅速恢复。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日方担心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对自身不利，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微收敛。

3月16日（4月10日），李鸿章伤势好转，双方进行了第四次谈判。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表示，在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要求3亿两）以及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要求上不再让步，并对李鸿章说：“您面前只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随后，日方以增兵再战进行威胁。李鸿章等人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帝最终同意签约，并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3月23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据传，在签字前的最后时刻，李鸿章曾对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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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朝鲜从原先清朝的属国变为独立国家；清朝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并在新开设的商埠享有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的权利。这一条约强化了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输出，并对中国的经济主权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私下向其他列强通报了交涉情况，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德、法三国出面干涉，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最终屈服，同意放弃辽东半岛，并接受清政府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十、出访欧美

甲午战后，李鸿章失去了北洋海军这一支柱，加上签订《马关条约》后受到广泛指责，最终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转入内阁办事。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批评。然而，在此之前，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成功干预了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清廷上下普遍将俄国视为潜在的盟友。李鸿章、奕?、翁同龢、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于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从“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

为了应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威胁，清政府希望通过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进一步扩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头等大臣”，前往祝贺。这次出访不仅是对俄国的友好访问，也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李鸿章从上海出发，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他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了会谈。俄方提出了在清朝境内“借地修路”的建议，并承诺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李鸿章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被安排在首席贺臣的行列，并于四月签订了《中俄密约》，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该铁路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这一条约使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完成俄国之行后，李鸿章继续访问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行程超过9万公里。在德国，他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高规格接待，并前往汉堡拜会了前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他也受到了热情欢迎。8月2日抵达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

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受到了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接见。在美国期间，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自由钟、美国国会、国会图书馆等重要地点。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他表达了对美国《排华法案》的不满。9月14日，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

这次出访，不仅使李鸿章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水平，也让他对西方“立国政教”的理解更加深刻。在给亲信吴汝纶的信中，他提到：“所见过于所闻。”并总结了欧美国家“立国政教”的核心在于“上下一心，故能齐力合作，无事不举，积富为强”。

十一、伴食宰相

李鸿章自欧美归来后，满怀抱负地觐见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他深刻描绘了欧美的繁荣强大，并基于中国的贫弱现状，急切地提出了改革图强的建议。然而，这些远见卓识并未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李鸿章本人也未获得期望中的重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仅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一个名义上参与国事、实则缺乏实权的见习大臣角色，因此被时人讥讽为“伴食之宰相”，意指其虽身居高位却难有作为。

在此期间，李鸿章虽无实权，但仍积极参与了多项重大外交事务，包括政治性贷款、租借土地等问题的谈判，并代表清政府与德、俄、英三国签订了关于胶澳、旅大、九龙的租借条约。尽管这些条约多为中国带来了不平等与损失，但李鸿章在外交场上的努力与周旋仍不容忽视。值得注意的是，在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有传言称他接受了俄国的贿赂，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个人形象的复杂性。

在维新运动高涨的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间，李鸿章虽表面上持观望态度，实则内心对新政多有同情。他秘密资助维新派团体“强学会”，并在背后支持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整军经武、振兴实业、废除八股、兴办学堂等，同时还保护了一些维新派人士免受迫害。

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对变革的抵制日益加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李鸿章被慈禧太后逐出总理衙门，失去了参与国家核心决策的机会。此后，他被任命为勘河大臣，负责黄河工程的勘查工作，直至次年二月返回京城，从此过上了闲居生活，心中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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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积劳薨逝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商部大臣，但尚未启程，就又被改任为署理两广总督，负责镇压保皇党。在任期间，他一方面执行朝廷命令，逮捕保皇党人，另一方面又采取灵活策略，预留余地，暗中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保持书信往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趁机入侵中国。面对这一局势，李鸿章在广东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的决定，认为这是“乱命”，并电报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建议采取权宜之计，维持各省秩序，稳定各国情绪。在他的支持下，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与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条款》，维护了东南地区的稳定。

随着北方局势的恶化，李鸿章被迫奉旨北上，参与与列强的谈判。他抵达天津后，与庆亲王奕匡一起，开始与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据理力争，试图减轻中国的损失，但列强态度强硬，最终只能接受《辛丑条约》的苛刻条件。

由于早年马关遇刺留下的旧疾，李鸿章在谈判期间多次病倒。特别是在签订条约前夕，他因劳累过度和受风寒而吐血不止，病情日益加重。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到谈判结束，签署了《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九岁。他的逝世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慈禧太后也为之流涕，感叹大局未定，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柱。清廷对李鸿章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和祭奠，赠官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号“文忠”，并允许他在京师建祠祭祀。这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一位在京师建祠的人。

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