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曾国藩并没有放弃。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副手塔齐布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却取得了重要胜利，攻克了湘潭。这一转机重新点燃了湘军的斗志。经过短暂休整后，曾国藩再次集结部队，并于同年7月收复岳州，击毙太平军将领曾天养。随后，湘军继续推进，占领了城陵矶，并进一步向武昌、汉阳进军。到10月中旬，武昌和汉阳相继落入湘军之手，曾国藩因此受到嘉奖，获封二品顶戴并兼任湖北巡抚，不过他最终选择了兵部侍郎的官衔。年底时，他又率军攻占田家镇，歼灭大量敌军，摧毁数千艘战船，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进入咸丰五年（1855年），局势再度变得复杂起来。2月12日夜，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对驻扎在湖口的湘军水营发动猛烈攻击，导致湘军损失惨重，超过百艘战船被焚毁。曾国藩本人险些丧命，但幸运地逃脱。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曾国藩几近崩溃，甚至有轻生念头，幸好得到罗泽南、刘蓉等人的劝阻才打消了这个想法。为了稳定局面，曾国藩紧急派遣李孟群、彭玉麟、胡林翼等人前往支援武昌，同时自己亲赴江西招募新兵并重建舰队。不幸的是，这期间塔齐布病逝，给湘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但曾国藩迅速调整战略，亲自指挥剩余部队，并于8月成功收复湖口。9月，他被补授为兵部右侍郎，显示出朝廷对其能力的认可。

接下来的一年里，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天京事变。这场内讧削弱了太平军的实力，间接帮助了清军。特别是对于坐困南昌的曾国藩来说，这意味着压力得到了缓解。与此同时，罗泽南也在战场上牺牲，但彭玉麟千里驰援南昌，极大地稳固了防线。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2月，曾国藩因父亲去世而返乡守孝，直至同年7月获得皇帝批准在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他还修建了“思云馆”作为纪念。

至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重返前线。5月19日，在李续宾和杨岳斌的带领下，湘军终于攻克九江，标志着南方战场上的一个转折点。随后，根据皇帝命令，曾国藩开始着手处理浙江及福建地区的军务问题。

五、攻占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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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九年（1859年）11月，曾国藩制定了一个四路进兵的战略计划，旨在通过多点突破来削弱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域。根据这一计划，曾国藩亲自指挥攻取安庆，同时派遣多隆阿、鲍超进攻桐城，胡林翼负责舒城，李续宜则向庐州发起攻势。这些行动不仅是为了占领关键城市，更重要的是要切断太平军的补给线，从而逐步孤立其核心地带——天京（今南京）。

进入咸丰十年（1860年），湘军在太湖地区取得了重要胜利，击败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陈玉成。然而，在同一时期，两江总督何桂清因害怕太平军而放弃了常州，并逃往上海，这导致苏州和常州相继落入太平军手中。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清廷迅速作出反应，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予他兵部尚书衔，要求他立即前往江苏主持大局。同年6月，曾国藩正式接任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江南地区的军务。7月，朝廷进一步授权曾国藩负责皖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他的权力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随着权力的增加，曾国藩开始着手调整战略部署，准备对太平天国发动最后的攻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9月5日，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湘军终于攻克了安庆这座重镇，这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9月25日，曾国藩将指挥部迁至安庆，以此作为进一步进军的基础。为了表彰他在战场上的贡献，同年12月20日，朝廷授予曾国藩太子太保衔，并命令他督办苏、皖、浙、赣四省的军务，所有巡抚、提督及以下官员均需听从其指挥。同月，曾国藩还在安庆创办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官办军事工业机构，对于提高军队装备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年底，曾国藩明确了接下来的战略方向：由弟弟曾国荃率领主力部队直接围攻金陵（即天京），左宗棠负责浙江战事，而李鸿章则专注于收复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这样的布局旨在形成对太平天国首都的有效包围圈，并最终实现对其彻底消灭的目标。

同治元年（1862年）初，曾国藩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协办大学士，这标志着他在清朝政坛上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曾国荃也被提拔为浙江按察使。2月中旬，左宗棠率军进入浙江；4月，李鸿章抵达上海并着手组建淮军，以加强该地区的防御力量。5月，曾国荃率部进驻雨花台，与彭玉麟指挥下的水师紧密配合，开始了对天京的全面围困。面对日益紧迫的局势，洪秀全不得不下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集结起约二十万大军试图打破湘军的封锁。尽管太平军发起了多次猛烈反攻，但未能改变战局，双方在长达四十多天的大规模战斗中互有胜负，但总体上湘军占据了优势。

时间来到同治三年（1864年），随着钟山战役的胜利，湘军成功完成了对天京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突破，实现了对该城的完全合围。7月初，经过长期围困后，湘军终于攻破了天京城墙，宣告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终结。这场历时十四年的农民起义至此画上了句号。作为此次战役的最大功臣，曾国藩受到了清廷的高度赞扬，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并获赐双眼花翎，成为当时文官中极少数能够获得如此殊荣的人物之一。

六、追剿捻军

同治四年（1865年），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曾国藩并未得到太多喘息的机会，很快又面临着新的挑战——捻军起义。这一年，他在文化教育方面继续发挥影响力，编纂了《鸣原堂论文》并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同时还不忘资助贫困学生。然而，到了5月26日，曾国藩接到了北上山东剿灭捻军的任务。

抵达徐州后，曾国藩开始实施其精心策划的战略方案，包括设置重镇防御体系、沿河圈围封锁、清野查圩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以及利用骑兵部队进行追踪打击。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针对捻军流动性强的特点，通过限制其活动范围来逐步削弱其实力。为了加强军事力量，他还沿途招募新兵，并着手调整长江水师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

进入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负责指挥周家口一带的剿捻行动。面对捻军灵活多变的战术，曾国藩采取了更为严密的防御策略。他试图通过构建“沙河百里防线”来形成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捻军的渗透。

七、主办洋务

曾国藩不仅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他就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并为国家带来长远的利益。这一思想体现了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敏锐洞察以及对现代化建设的前瞻性思考。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尝试引进西方技术来生产武器装备的机构之一。该所成立后不久，他就委托徐寿、华蘅芳等科学家着手试制轮船。经过不懈努力，这批技术人员终于克服了重重技术难题，在1865年成功建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自行设计制造的蒸汽动力船只——“黄鹄号”。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迈出了自主发展现代舰船工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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