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的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多次起伏。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他被任命为山西太原知府，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他从学政转向了更为实际的地方行政工作。然而，好景不长，乾隆三十年（1765年），他升任冀宁道台，但仅一年后，由于未能及时察觉属下阳曲县令段成功的贪污行为，刘墉被控失察，按律本应被处以极刑。幸得乾隆皇帝爱才惜才，特地下诏赦免了他的死刑，改为发配军台效力赎罪。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刘墉获得了赦免，回到京城，在修书处担任行走。这次经历对于刘墉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让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因父亲的缘故，刘墉被重新启用，担任江宁知府。这次任职，刘墉更加注重公正廉洁，赢得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甚至有人将他比作宋代的清官包拯。

刘墉的官运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继续上升，他被调任为陕西按察使。然而，就在第二年，他的父亲刘统勋去世，按照当时的礼制，刘墉必须辞官回家为父亲守丧。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刘墉才重返京城，被授予内阁学士，并任职于南书房。这一年，他还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副总裁，并参与《西域图志》和《日下旧闻考》的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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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刘墉被任命为江南乡试正考官，并再度出任江苏学政。在此期间，他发现秦州举人徐述夔的作品中有悖逆之言，于是果断上奏，建议依法惩办。这一举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并因此在年底获得了升迁，先任户部右侍郎，随后又调任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升任湖南巡抚。面对湖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刘墉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查处贪官污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储备，成功稳定了局面，赢得了民众的爱戴。

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刘墉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他担任三通馆总裁，并参与审理山东巡抚国泰的贪污案件。在此次事件中，刘墉表现出了坚定的正义感，与和珅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在和珅当权的时代，刘墉有时不得不妥协，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股清流。

四、官声渐晦

随着刘墉在乾隆朝的地位逐渐稳固，他也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也影响了他的官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刘墉升任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并兼理国子监事务，这标志着他的官场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墉在处理政务时的一些失误开始显现出来。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刘墉担任玉牒馆副总裁。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一些行为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官声也开始下滑。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初，刘墉因为泄露了与皇帝讨论嵇璜、曹文埴的相关内容而受到斥责，并因此失去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同年八月，刘墉在主持祭拜文庙时，因没有按照规定行一揖之礼，遭到了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

紧接着，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刘墉在兼任国子监事务期间，发生了一起乡试考生向堂官行贿的事件。御史祝德麟对此事进行了弹劾，刘墉也因此受到了处分。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刘墉在管理上的疏忽和对细节的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