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露头角
阿桂的早期职业生涯充满了起伏与挑战。出生于1717年的他,成长在一个显赫的家庭环境中,父亲阿克敦作为乾隆朝的重要官员,无疑为阿桂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学习和发展平台。自幼展现出的聪颖天资使得阿桂在学习上迅速脱颖而出,年纪轻轻便踏入了官学的大门,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1732年,年仅十六岁的阿桂进入官学接受教育,并在两年后成为廪生,这意味着他已经获得了由政府资助的学习机会,这是当时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位置。到了乾隆元年(1736年),阿桂凭借着家族背景和个人努力成为了副榜贡生,并很快得到了父亲的荫庇,被任命为大理寺丞,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清朝的官僚体系之中。
接下来的几年里,阿桂的职业道路可谓是一帆风顺。乾隆三年(1738年),他一举中举,成为了举人,并在次年被授予兵部主事的职位。这个时期,阿桂在仕途上的发展十分顺利,得到了快速晋升的机会。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阿桂已经以户部郎中的身份成为了军机章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他在中央政府的核心决策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十一年(1745年),阿桂因为户部银库被窃事件受到了牵连,虽然并非直接责任者,但由于监管不力,他还是被降职为吏部员外郎。这次打击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但它并没有击垮阿桂,反而激发了他更加努力的决心。
更大的考验发生在乾隆十三年(1747年),当时阿桂跟随兵部尚书班第赴四川处理金川事务。在这次行动中,由于前线将领讷亲和张广泗指挥失误,导致清军在大小金川之战中失利,最终两人都因此被追究责任并处死。阿桂也因为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而受到弹劾,被指与张广泗有关联,并被指控误导了讷亲。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阿桂的命运似乎变得岌岌可危。
幸运的是,乾隆帝考虑到阿克敦的年迈以及阿桂作为独子的重要性,最终决定从轻发落,未对他施以严惩。阿桂得以逃过一劫,但这无疑是他仕途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然而,正是这样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并让他意识到政治生涯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尽管如此,阿桂依然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满洲贵族的身份,在被释放后的次年即得到了重新起用的机会,并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地位,最终在五年后晋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开始了他更加辉煌的政治生涯。
二、随平新疆
阿桂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参与了清朝对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一时期正值清朝决定性地解决准噶尔问题的关键时刻。随着厄鲁特蒙古内部的动荡,乾隆帝抓住机会,派遣大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发动进攻。这一战役旨在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能实现的目标——彻底平定准噶尔。
阿桂最初的任务是在乌里雅苏台管理台站,负责传递公文和供应前方所需的物资。他以勤勉谨慎的态度赢得了乾隆帝的宠臣、靖边副将军成衮扎布的信任。在此期间,阿桂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要职,显示了其在军队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就在阿桂在前线积极工作之时,其父阿克敦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去世。阿桂被准许暂时离岗,回京料理丧事。但没过多久,他又回到了前线继续执行任务。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迅速瓦解,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底(1757年),大部分地区已被平定,但仍有部分残余势力在顽抗。
为了彻底清除这些残余力量,阿桂先是率军策应他塔喇·唐喀禄部,追击意图逃往俄罗斯帝国的辉特部首领舍楞。随后,他又与副将军瓜尔佳·富德一同追捕其他抵抗力量。这一系列的行动展示了阿桂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决心。
正当清军准备结束对准部的军事行动之际,天山南路的回部地区爆发了霍集占兄弟领导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阿桂奉命前往霍斯库鲁克,与富德汇合,共同追击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两军在阿勒楚尔(今帕米尔巴尔唐河北雅夫索尔西南)展开激战。此时,叛军凭借数千兵力,誓死抵抗,战斗一度陷入僵局。
在关键时刻,阿桂亲自率领数百名精锐士兵,采取迂回战术,从山脚绕至敌人右侧发起突袭。这一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叛军措手不及,阵线顿时大乱。清军随即展开猛烈攻势,叛军损失惨重,被迫逃窜。阿桂继续率军紧追不舍,直到伊西洱库河(即今帕米尔西之喷赤河)再次将敌军包围。
在清军的连续打击下,叛军彻底崩溃,大量敌兵选择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少数亲信逃往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北部)。同年十月,巴达克山的首领素勒坦沙向清军献上了霍集占兄弟的首级,宣告了这场叛乱的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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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驻伊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阿桂被委以重任,前往阿克苏处理战后的善后事宜。面对战乱后军粮短缺的问题,阿桂果断采取措施,将当地的牛羊作为伊犁驻防军的储备粮食,并安排专人进行牧放和照管。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眼前的食物供给难题,也为后续的屯田计划奠定了物质基础。
同年十月,阿桂与定边将军乌雅·兆惠会面,共同商讨伊犁驻军及迁徙阿克苏等地回部农民至伊犁屯田的具体办法。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特地下令阿桂率领军队护送回部农民前往伊犁,并负责屯田的具体管理工作。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伊犁屯田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该地区未来的稳定与发展。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初,阿桂率领满洲索伦兵、绿营兵以及回部农民前往伊犁,开始了屯田工作。伊犁地区在经历了多年战争后,满目疮痍,重建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乾隆帝虽然深知驻军和屯田的重要性,但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他心中并无十足把握。为此,乾隆帝下令各军营大臣讨论如何分兵驻守伊犁。
在这个关键时刻,阿桂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屯田的观点。他认为,只有通过屯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也能增强清军在当地的存在感,阻止叛军复燃,并抵御外部势力如俄国的侵扰。阿桂的建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和支持,并迅速实施。
在阿桂的领导下,屯田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首先,他组织人力制造农具,指导农民和士兵进行农业生产。得益于他们的辛勤付出,当年秋天屯田就获得了丰收,粮食产量翻倍,解决了驻军的粮食需求问题。这极大地鼓舞了阿桂的信心,并促使他进一步推进屯田事业。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屯田的发展。他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购买牲畜,以保障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他还鼓励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乌什等地的回部民众前来伊犁屯垦,扩大了屯田规模。此外,阿桂建议在伊犁与乌鲁木齐之间设立屯田兵,进一步强化了两地之间的联系。
得益于阿桂的精心筹划和组织,屯田取得了显着成果。据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伊犁的屯田面积达到了八千余亩,粮食产量达到了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户均产粮四十石,总产约三万两千石左右。
在推动屯田生产的同时,阿桂还致力于完善屯田管理制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他制定了包括兵员补充、钱粮征收、官员选拔、产量分配以及屯军家属养赡在内的具体规定。同年的八月,固勒札和乌哈尔里克两地的城堡建成,乾隆帝亲自命名“安远”城和“绥定”城。这些新城镇不仅是屯田管理的核心区域,也成为吸引四方商贾进行贸易的商业中心,为当地带来了繁荣与发展。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阿桂因其在伊犁屯田事务中的杰出表现,被授予一系列重要职务,包括内大臣、工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和镶蓝旗汉军都统等。随着职位的提升,阿桂的责任和影响力也随之增加。次年(1762年),他又被授予骑都尉世职,并被召回京师,以供职询问方略,显示了乾隆帝对其才干的高度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