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维钧并未能及时摆脱与年羹尧的瓜葛。雍正三年（1725）三月，雍正帝以年羹尧奏折中的一处笔误为契机，正式展开对年羹尧的调查。李维钧在此期间三次上奏，揭露年羹尧的各种不当行为，包括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排挤异己、冒领军功、侵吞公款、杀害无辜和残害良民等。尽管李维钧试图通过揭发年羹尧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雍正帝对此并不满意，认为李维钧的语气和年羹尧相似，并怀疑两人仍有联系。

雍正帝对李维钧的奏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狡辩，并警告他必须彻底与年羹尧决裂，否则后果自负。雍正帝甚至明确指出，如果李维钧真心悔改并与年羹尧对抗，才能消除皇帝的疑虑。然而，李维钧的行动并未达到雍正帝的要求，反而让皇帝更加怀疑他的忠诚。

同年六月，年羹尧被贬为杭州将军。有人举报年羹尧藏匿大量财产，尤其是在直隶、四川和江南等地。雍正帝下令彻查此事，并许诺主动揭发者可免罪，隐瞒者则按叛逆罪论处。李维钧在奏报此事时显得避重就轻，这引起了雍正帝的极大不满，朱批道：“为年羹尧，尔将来恐仍不能保全首领也。”

到了雍正三年（1725）七月，雍正帝命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共同评议年羹尧的罪行。李维钧再次上奏，称年羹尧不忠不法，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然而，这一次不仅皇帝对他不满，年羹尧和其他大臣也纷纷反驳李维钧的指控，认为他是在阳奉阴违，企图包庇年羹尧。

同年八月，雍正帝正式宣布李维钧居心叵测，阳奉阴违，并指出李维钧在处理年羹尧家产问题上故意拖延，企图隐匿事实。雍正帝派遣马尔赛和蔡珽前往保定详查李维钧的问题，并指示如果发现李维钧确有不法行为，立即逮捕审问。很快，李维钧就被捕、革职、抄家。

最终，李维钧被控多项罪名，包括与年羹尧合谋侵吞公款（40万两）、捏造诬陷他人、渎职、瞒报赈济亏空、侵占工程款项（14.8万两）以及隐藏非法所得（超过30万两）。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李维钧被判处斩监候，妻子儿女也被判为内务府奴隶。不久之后，李维钧在狱中病逝。

五、结语

李维钧在担任直隶巡抚和总督期间，其命运的变化与雍正帝的态度息息相关。最初，雍正在李维钧的奏折上批复：“天下督抚皆当如此留心，扩而充之，何虞吏治不肃，民生不遂耶！”这表明雍正帝对李维钧的工作非常满意，甚至将其树立为勤政的典范，期望其他督抚都能效仿李维钧的做法，从而实现吏治清明、民生安定的局面。

然而，不到两年时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雍正帝对李维钧的态度从赞赏转变为严厉的批评，甚至在奏折上写下：“你不怕做贻笑于人之督抚，朕不甘为轻举妄动之人主。”此时的雍正帝已经对李维钧失去了信任，将其视为反面典型，认为他的行为不仅会损害自身名誉，还会让皇帝蒙羞。

李维钧的仕途经历展示了雍正帝用人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雍正帝渴望选拔有能力、有干劲的官员，希望通过改革来整顿吏治；另一方面，他对于官员的忠诚度和道德品质极为敏感，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忠或贪腐的迹象，就会毫不犹豫地进行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