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李定国，字鸿远（或作宁宇、霖宇、一纯、大绶），出生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十一日，出生在一个位于陕西延安的贫困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十岁的李定国因张献忠起义军的到来而被收为养子。张献忠见其相貌不凡，便将其收养，并赋予其姓氏张。张献忠共有四位养子，李定国排行第二，老大是孙可望，其余两位则是刘文秀和艾能奇。

崇祯十年（1637年），年仅十七岁的李定国已经能够率领两万人的部队，跟随张献忠参与对河南和湖北地区的攻击。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定国更是乔装成明军差官，带领二十名骑兵连夜疾驰至襄阳城下，成功夺取了该城。此役中，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储备的大量军资落入农民军手中，标志着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点。

清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李定国因卓越的战功被封为安西将军，并负责监管十六座军营。此时，李定国年仅二十四岁，以其英俊的相貌、卓越的才能以及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闻名，被誉为“小尉迟”或“万人敌”。

随着清军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清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张献忠率领五十万大西军北上抗清。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李定国亲自率军参战，阵斩了清军将领古朗阿和巴扬阿。然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献忠在西充的凤凰山被清军射杀身亡，导致大西军陷入混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紧急集合残部，迅速南下保全实力。他们从顺庆（今南充市）出发，一昼夜之内疾驰数百里，最终保存下了数千士兵和万余家属。

同年十二月，大西军抵达重庆江北，遭遇南明总兵曾英的阻击。在断粮十余日后，农民军强行渡过长江，击杀了曾英，使残余的十几万明军迅速瓦解。在重庆，四将军决定处决左丞相汪兆麟，此人曾唆使张献忠滥杀无辜，引起军中普遍不满。四将军向各营传达了“同心协力，共扶幼主”的指令，这极大地提振了士气，军心稳定下来，从而使得大西军能够在逆境中重新崛起。

二、平定黔滇

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大西军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的领导下向贵州进军。三月，他们连续攻克了贵阳、定番州、永宁州等战略要地，贵州西部的许多郡县纷纷投降。在贵阳，四将军就大西军未来的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孙可望提议前往广东南岭一带，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出海；而李定国则坚持认为应当协助南明，恢复明朝江山。由于张献忠在生前曾表达过对于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并且大西军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意识到反明的错误，因此他更加坚定地想要归顺南明。在两人的争执中，李定国甚至拔刀自刺以示决心，众将及时阻止并表示愿意支持李定国的意见。最终，孙可望妥协，四将军设坛盟誓，各自恢复了自己的原姓，并尊孙可望为首领，联明抗清的态势由此形成。

当时云南正处于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中，明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离昆明。副将龙在田与孙可望早有交情，便派遣使者向孙可望请求援助，并表示若大西军出兵讨伐沙定洲，则云南全省可以轻易夺取。四将军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农民军势力范围的绝佳机会，于是以替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得知消息后，惊慌失措，放弃昆明向南逃窜。

同年四月，大西军顺利进驻昆明，当地百姓热烈欢迎。四将军随即展开行动，劝说沐天波与大西军合作，并公开宣布共同致力于恢复明朝江山。八月，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在昆明共同称王，分别被称为平东王、安西王、抚南王和定北王。虽然四人各自称王，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农民军的传统，遇事共同商量，各营将士的赏罚由孙可望决定。

随着时间推移，孙可望的地位日益稳固，其个人野心也随之膨胀。明御史任僎建议孙可望自立为王，设立百官体系，发行货币，并使用新的年号。孙可望对此建议十分满意，但李定国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此举违背了联明抗清的初衷。孙可望与亲信王尚礼密谋，企图压制李定国，以加强自己的权威。

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初一，大西军各部队在演武场集合。李定国的部队先行入场，按照惯例放炮升旗。孙可望借此指责李定国不尊重自己，并下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愤怒地回应，称自己尊重孙可望只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为了避免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劝说李定国暂时忍让。李定国最终接受了杖责，但只受了五十军棍。事后，孙可望假装安抚李定国，李定国为了维持大西军的团结，接受了这一屈辱，并请求允许自己去平定沙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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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牺牲，其部属被孙可望收编。八月，李定国与刘文秀攻破沙寨，活捉沙定洲，滇东地区全部平定。当大军凯旋返回时，沐天波向他们表示感谢，而沙定洲则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唾弃。

大西军在云南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吸引了彝、白、壮、傣等多个民族的人们加入，使得大西军的规模扩大到二十多万人，并新增了象队作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李定国的部队人数达到五万多人。在大西军的治理下，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着改善，当年就实现了大丰收，军民关系和谐。

三、南下西天

张献忠在辽西抗击清军的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组织结构，他模仿明朝的五军都督府制度，任命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大西军的四大将军。然而，在张献忠于凤凰山之战中被清军射杀后，大西军的指挥权主要落在了这四位养子手中。在这四位将军中，孙可望因其较高的军事地位和个人能力，被推举为首领。然而，孙可望、李定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和睦，尤其是在艾能奇牺牲之后，大西军内部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

艾能奇在一次战斗中中毒身亡，这对孙可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艾能奇是孙可望的重要盟友。艾能奇的部将冯双礼虽然继续效忠孙可望，但由于其地位较低，无法参与到四王的重大决策中。这样一来，孙可望在四王会议中的影响力减弱，特别是在与李定国的对立中，孙可望不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为了削弱李定国的影响力并树立自己的权威，孙可望策划了一次针对李定国的行动。他与艾能奇（已牺牲）和刘文秀商量在校场寻机对李定国进行惩罚，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然而，这次事件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孙可望决定派遣李定国南下征讨小西天，以此远离云南的政治中心。为了确保李定国南征的顺利进行，云南方面开始筹备粮草等物资。这样一来，李定国在长江战役之前未能参与大西军与南明高层的会晤，但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即在南征胜利后迅速折返，以期参与到云南北伐的计划中。

四、联明抗清

公元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建立了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朝代，年号永历。孙可望原本有着割据云南、独霸一方的想法，但李定国坚决反对这一想法，认为应当联合南明共同抵抗清军。李定国直言不讳地批评孙可望，指出肇庆已有永历帝在位，孙可望不应妄自尊大。虽然孙可望暂时放弃了割据云南的想法，但他心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孙可望的同乡、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看透了孙可望的野心，怂恿孙可望成为一方之主。孙可望则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希望通过控制永历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明永历三年）四月，孙可望派遣杨畏知作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抗清事宜，并要求封为秦王。李定国虽然深知孙可望的真实意图，但为了实现“联明抗清”的目标，选择暂时保持沉默。

然而，永历帝及其臣属拒绝了孙可望的要求。在杨畏知的进一步煽动下，孙可望于公元1650年（清顺治七年、明永历四年）八月自称为“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并私自铸造钱币。这些举动引起了李定国的强烈不满。

同年九月，孙可望率军进入贵州，并分兵占领川南地区以扩大根据地。李定国被派遣进攻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趁机游说李定国，指出如果借助大明天子的名义加上李定国的军事实力，足以清除奸逆。李定国与黄应运歃血为盟，承诺辅助明室，绝不背叛。孙可望得知此事后，将黄应运处死，这让李定国对孙可望愈发不满，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随着贵州被平定，孙可望前往贵州，留下李定国驻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而刘文秀则平定了川南地区，大西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

然而，永历政权的处境日渐艰难。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明永历三年），清军攻占湖南，攻占桂林，瞿式耜被杀，朱由榔逃到梧州，又逃到南宁，不得不依赖大西军这一唯一的力量。

公元1651年（清顺治八年、明永历五年）初，朱由榔派遣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可望并未接受。在李定国等人的劝说下，孙可望再次派遣杨畏知与南明朝廷谈判。虽然表面上答应谈判，孙可望暗地里却派出精兵前往南宁，杀害了五大臣，并迫使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同年年底，南宁陷落，朱由榔逃往濑湍。

公元1652年（清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为安龙府，并承诺每年向永历帝提供钱粮以供皇室开支。作为交换，永历帝同意孙可望在未来的战事中可以先斩后奏。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正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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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云南的李定国继续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地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局面。他日夜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此外，他还举办了生童考试，对于考中秀才的人，发放赏钱三百串，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将来恢复明朝江山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