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周延儒的其他不当行为逐渐浮出水面，包括他提拔的官员被指涉贿赂，以及其家人在地方上的横行霸道，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一系列针对周延儒的弹劾潮起，包括陕西道御史余应桂、户科给事中冯元飙在内的多位言官，纷纷揭露周延儒的贪腐和专横。尽管崇祯帝对周延儒进行了庇护，但吴桥兵变的发生，让周延儒被指责为祸首，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

温体仁通过其控制的吏部尚书闵洪学，将过错推卸给周延儒，使得朝中官员纷纷转向温体仁。周延儒的亲信开始反击，尤其是兵部员外郎华允诚，直接指控温体仁与闵洪学勾结，排除异己。崇祯帝采取了平衡措施，既处罚了华允诚，又批准闵洪学休假，同时对周延儒和温体仁的避世做法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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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周延儒与温体仁的争斗升级，双方互有攻讦。周延儒利用亲信陈于泰攻击温体仁，而温体仁则唆使宣府太监王坤弹劾陈于泰，进而牵扯到周延儒。周延儒被迫自请辞职，但被崇祯帝挽留。然而，当刑科都给事中陈赞化揭露周延儒招权纳贿，尤其是对原内阁首辅李标说可以影响崇祯帝旨意，称崇祯帝为“羲皇上人”时，周延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崇祯帝对此事极为重视，追问详情。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周延儒于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被迫辞职，回到了家乡宜兴。周延儒试图通过推荐他人来制约温体仁，但最终未能成功，温体仁顺利接替他成为内阁首辅，标志着周温倾轧的阶段性胜利，也昭示了周延儒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

四、再任首辅

周延儒的再次复出，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彼时的明朝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蔓延，外有满清的虎视眈眈，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温体仁倒台后，其亲信张至发、薛国观相继接任首辅，但局势并未好转。复社成员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门生，与复社领袖张溥联手，耗费巨资结交崇祯帝身边的宦官，如曹化淳、王裕民、王之心等，意图推动周延儒重返政坛。与此同时，崇祯帝也有意再次起用这位曾被罢黜的首辅。

九月十二日，周延儒与贺逢圣一同进京，次日便得到崇祯帝的召见，随即官复原职，出任内阁首辅。在赴京途中，周延儒曾对门生杨士聪坦言，自己深知复出必致祸，但出于责任与使命，他不敢不来。这番话语，既透露了周延儒内心的忧虑，也反映了他对国家大事的担当。

周延儒复出后，迅速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释放漕粮白粮欠户、减免积年拖欠赋税、减轻兵灾岁荒地区的田赋负担、宽宥轻罪犯人、恢复被错误处分的举人资格、增加取士名额、召回因直言而遭贬的官员等。崇祯帝对这些政策全盘接受，并赐宴为其洗尘，显示出对周延儒的高度信任与期待。

在施政过程中，周延儒确实展现出了贤相之风，提拔了不少有声望的士大夫，取得了一定的政绩，赢得了朝廷内外的赞誉。崇祯帝对周延儒的倚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尊称其为“元辅”“先生”，而且频繁赐坐、赐膳，对周延儒的奏折几乎当日批复，即便偶有延迟，也会附上解释，并表达出对周延儒如同左右手般重要性的深切感受。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崇祯帝在皇极殿的隆重仪式后，特意召见阁臣，以师席之礼待之，表达了对阁臣，尤其是周延儒的厚望，期望在他们的辅佐下实现天下治平。周延儒对此却显得忧心忡忡，他意识到皇帝的期望越高，未来的责任和可能的责备也将越重。

五、欺君误国

周延儒的晚年政治生涯，因一系列决策失误和行为失当，最终导致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在明朝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周延儒再次被委以重任，但其表现却远未达到崇祯帝和民众的期望，反而加速了其政治生涯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