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即位之初，便将平藩定乱视为中兴大计的首要任务。面对西川节度使刘辟的公然反叛，宪宗迅速调遣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进讨，经过一系列激战，刘辟终被擒获并处决，西川之乱就此平息，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得到恢复。这一胜利不仅彰显了中央军力的强大，也向其他蠢蠢欲动的藩镇传递了明确信号：违抗中央者，必将受到严惩。

紧接着，宪宗又果断平定了江东李锜的叛乱。李锜凭借家族势力与地方资源，试图割据自立，但宪宗毫不犹豫地下令讨伐，派遣高骈率军进攻，迅速击溃李锜部，将其押解至长安处决，江浙一带重归朝廷管辖。这一战再次证明了宪宗对于任何企图分裂国家、挑战中央权威的行为绝不姑息的态度。

在处理魏博田弘正的叛乱时，宪宗采取了更为灵活的策略。田弘正虽曾一度效忠朝廷，但其死后，其子田季安试图步其父后尘，继续割据。宪宗审时度势，一方面以军事压力震慑，另一方面运用政治手腕分化瓦解叛军内部，最终迫使田季安归降，魏博地区重回中央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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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宪宗平藩之战中最艰难也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役当属历时数年的淮西之战。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在其父吴少阳去世后，不仅自领其职，更纵兵四掠，严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安全。面对如此顽固的割据势力，宪宗坚定信念，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委任裴度为统帅，调集精兵强将，展开对淮西的围攻。历经艰苦斗争，终于在元和十二年（817年）攻克蔡州，生擒吴元济，彻底荡平淮西之乱。淮西平定，不仅极大地提振了中央军的士气，更对其他藩镇产生了强烈震慑。

淮西平定之后，成德、横海、幽州等原本态度摇摆或有所异动的藩镇，见中央决心之坚、军力之盛，纷纷主动表示归顺，接受朝廷任命的新节度使，唐朝版图在宪宗手中得到了显着巩固。至此，自唐代宗广德年间以来长期困扰朝廷的藩镇跋扈局面得到了暂时性的遏制，中央集权得到显着加强，国家呈现出久违的统一与安定。

四、政治风气：直言极谏与君臣和谐

在宪宗李纯的统治时期，政治风气的显着改善成为了其施政的一大特色与成就。这位中兴之主深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力倡直言极谏，将其视为衡量臣子忠诚与才能的重要尺度。他身体力行，秉持“为君推诚，为臣尽忠”的原则，展现出虚怀若谷的王者风范，对臣下意见持开放接纳态度，营造出唐朝中期罕见的开明政治氛围。

宪宗深知，要实现国家的中兴大业，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来平定叛乱、巩固边疆，更需要清明的政治环境来凝聚人心、激发士气。他深知士人阶层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那些敢于直言、不畏权贵的贤良之士。因此，他积极倡导并维护一种鼓励言路畅通、尊重不同意见的政治文化。

宪宗的做法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他鼓励群臣无论职位高低，皆可就国事提出批评与建议，甚至对皇帝本人的过失也不避讳。他设立了专门的言官机构，如谏官、御史等，赋予其监督朝政、弹劾百官的职责，确保他们能够畅所欲言，无后顾之忧。同时，他还通过定期的朝会、廷议等方式，直接与大臣们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见解，讨论国家大事。

其次，宪宗对直言进谏的大臣给予了高度赞扬与实际的奖励。他不仅口头上称赞他们的勇气与忠诚，更在职务晋升、赏赐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奖励，使直言者看到为国效力的前景与价值。这种正面激励机制激发了更多官员勇于发表真知灼见，形成了积极建言献策的风气。

再者，宪宗本人以身作则，对待臣下的谏言始终保持谦逊与包容。他不因个人喜好或面子问题而拒绝批评，即使面对尖锐甚至刺耳的言论，也能冷静思考、理性回应，展现出宽广的胸襟与高超的领导艺术。这种“从谏如流”的态度，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也激发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活力与创新精神。